再看 2016 年,鉴于中国总杠杆率超过 250%,我国正式开启去杠杆进程。当时采取的去杠杆方式是在 CPI 较低、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加息去杠杆,三年国债利率从 2016 年的最低 2.7%持续上升至 2018 年的接近4%,信用债收益率高达6%,这给我国企业去杠杆增添了沉重负担。最终结果是 2018 年以后我国宏观杠杆率继续上扬,当前宏观经济杠杆率已接近300%。
05当前时期货币政策的思考
当下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M2 增速放缓,房价持续走低,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物价接近通缩边缘,政府债务压力沉重,长期来看GDP增速明显下台阶。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但长期以来的房地产上涨压力总算得到缓解,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得以拓展,应当果敢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下调短端基准利率,通过市场化途径由利率传导至货币供应量,直至货币供应量回升态势得以确立。之所以如此操作,原因在于房地产投资热潮已过这一观点趋于共识,中国经济的关键已不在房地产。只要能有效控制房价下跌速度,更为重要的是扭转消费者预期,提振全社会信心回归正轨,促使居民尽快适应中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历史现实,提升消费水平,实现安居乐业。虽然央行强调淡化总量概念,但在不存在通胀压力的经济衰退期,正确做法应当是以价格手段带动总量回升至健康水平,切不可完全忽视量的重要性。
总 结
回顾多轮经济周期,我们可以发现,通货膨胀往往并非由合理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而是由于上一轮经济下行初期决策不够果敢,致使经济失速并被迫采取更大力度的宽松政策,其代价在几年后才得以显现。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节奏方面,应当秉持灵活有效的准则,当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时,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的力度不应过于保守。过于保守的货币政策会致使累积力度微弱,进而错过最佳的出手时机,引发严重后果。
最为科学的货币政策操作思路应当是优先重视市场力量。首先,通过基础货币投放调控基准利率达到预定水平;其次,以CPI 为参照不断调整基准利率目标水平,借助基准利率的变动带动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而通过企业和居民的融资行为传导至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后,观察 M2 同比变化及经济变动状况,决定是否对前期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通胀压力较大时,完全可以单独运用利率政策;在经济急速下行期,则应量价兼用。只有在常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失效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用行政手段。
总之,唯有深入探究货币政策的量价关系,方可精准、灵活、果断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能够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延长经济周期的时长,在把控物价波动的同时,为经济稳健发展保驾护航,降低贫富差距带来的不良影响,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