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资是对自己了解之后找到跟自己个性、世界观、思维方式相匹配的方法。
2.在基本面投资当中，我喜欢追求两类公司，即“高质量的创新”和“可持续的价值”。
3.更多的研究是为了更少的决策。
4.这个市场有足够多的投资机会，近五千家公司，最终可能只需要投资三、四十家就够了。更多东西我是放弃了的，因为研究的时间投入产出要高，ROT（return of time）要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资产是时间，不是钱。
5.对我们投资更友好的生意：第一类是品牌效应，第二类是规模效应，第三类是网络效应，第四类是用户的高转换成本，第五类是技术独占或持续领先创新。
6.这个时代的组织模式是“学霸会打架”，清华北大斯坦福的学霸回来创业，他们脑子很聪明，学习极快，而且能够深扎到中国的现实中，把知识、见地、思想落实到商业实践中，这在过去是非常难的。现在知识被货币化、商业化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这得益于科技创新和互联网。这些聪明脑袋可以在过程中不断迭代、穷尽方法。一方面创新对知识的要求更高了，另一方面有知识的人的创新能力与成功的概率也提高了。
7.在中国这个拥有特殊的经济地理特征或者超大规模性的国家，乘以科技、资本、人才三大杠杆，我们的品牌效应、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都是最容易被放大的。
8.宏观角度的目的是为了选题，不是为了判断指数，也不是为了判断利率。
9.我没有能力判断指数的波动，我是要找最好的生意、最好的人来替我把握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也是很强的弱者思维。如果有能力判断指数，我就去投资股指期货了；如果有能力判断利率的话，我就投资国债期货了。
10.我从来不关心到底哪些是核心资产，我研究产业的发展、生意的特征和公司的成长，算账算下来有成长空间、有回报率的，我就认为是好股票。
11.最普通的公司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回到问题的本质，还是要做产业、生意和企业的研究，最后还是算估值。
12.投资的根本原理还是要符合经济学原理，这是逃不了的，不管多么牛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实现自由现金流，这个过程中实现的路径和波动可能是变的，但最终还是要实现这个。
13.看好技术突破、工艺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三大方向。
14.智能汽车会带来整个产业的巨大变迁。研究价值很大，投资决策比较难。
15.人到30岁之后底层思维就不太可能改变。投资很重要的素质是首先要有很强的数理逻辑能力；二是要有非常强的自我驱动力；三是价值观正，四是责任心。如果前面三点成立了，责任心就不怕了，做得好是因为做得久，做得久是因为喜欢，我以前也跟一些小朋友说你是表演给自己看自己喜欢。
坚定选择基本面投资
追求“高质量的创新+可持续的价值”
在经历27年的摸索和学习，卓利伟坚定地选择基本面投资这一条路。他认为，基本面投资不等同于价值投资，价值投资是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基本面投资是研究落地着手的方法论，二者有交叉，但角度不一样。基本面投资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就是相信企业的价值、相信社会和商业的进步是由人创造的，是一定程度的可知论，而不是不可知论。
他坦言，刚入行时也看技术分析，但他认为这种能力难以持续升级，不是投资的根本，所以现在对技术分析放在很次要的位置，而去提升自己，变成彻头彻尾坚定的基本面投资者。“市场和产业本身、投资者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历史经验并不一定能预测未来，历史不能告诉未来、不是机械经验主义，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会给我们未来的思考有一些启发，但是不能完全刻舟求剑，这一点必须要想清楚。”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说，五年、十年的维度，利率与流动性的影响也很小，这个因素也被时间的复利效应抹掉了，只剩下生意和公司盈利趋势。
不过，他解释，基本面投资相较于宏观对冲、情绪博弈等其它投资方法论，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投资是对自己了解之后找到跟自己个性、世界观、思维方式相匹配的方法。在基本面投资下，他能保持大部分时间不焦虑、比较好的战斗状态、身体健康的状态。“投资是一个无限游戏，金钱永不眠，没有一天是停止的，自己的工作方式更需要是‘时间的朋友’。”
在基本面投资的框架下，追求“高质量的创新+可持续的价值”。“高质量创新”有几个特征：一是在科学原理、经济上的可行性是已经完成了的，二是单位经济模型是盈利的，总体可能处于亏损，但一个SKU、一个单店或者一个品类在经济上实现盈利，现金流为正；三是想投的公司必须在这个领域，技术与工艺突破、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型的成立都处在非常领先的位置，是第一名或者至少第二名，不能是第三名，第三名就不投了。而且领先优势足够保护它的Alpha好几年，这才是高质量的创新。第四高质量的创新必须为整个产业、客户、社会创造了大的价值，同时行业空间要足够大，不是伪需求。
“可持续的价值”则是有一定增长率，如果增长率大于贴现率的话，从DCF的角度意味着当期的PE估值可以给得较高，如果增长率是0的话，会被贴现率抵消掉，估值非常不一样 。
创新的占比在提高
看好技术突破、工艺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三大方向
“十年前我关注的所谓价值和成长，可能是价值占7成，创新占3成，现在会稍微倒过来，创新占6成，价值占4成。” 卓利伟直言，创新越来越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他表示，过去创新的难度很大，失败阵亡的概率比较高。但现在中国在创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化创新的成本在下降，数字化、算法成为通用技术，人才、知识在这个时代的转化效率大幅提高，创新的可能性与转化率在增加。“这个时代的组织模式是‘学霸会打架’。”他指出。
而在“高质量创新”中，他主要关注三类。第一类是技术突破。过去几年算法技术的商用是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这类创新主要是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硬科技，包括硬件、软件。
第二类是工艺上的突破。接近于制造业，比如机械领域、化工等中游制造业有非常多的突破。
第三类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一类中国是最多的。他认为看世界有几个维度，立体空间是三维的，加上时间是四维，加上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五维，五维的数据量是巨大的。短视频公司、电商公司这样算法驱动的看起来简单粗暴的生意模式，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发就是因为它是五维数据、有关系数据。消费品在供给侧的创新也有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渠道变革，DTC私域流量。消费是人-货-场，现在把人和人的关系搞懂了，由算法驱动。人、货和场的关系有很多个维度，所以商业模式创新也有很多。这类创新主要在消费互联网、消费品与服务业。
此外，他补充，在中国这个拥有特殊的经济地理特征或者超大规模性的国家，乘以科技、资本、人才三大杠杆，我们的品牌效应、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都是最容易被放大的。大国才有可能出现大单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消费的本土品牌有可能会迎来非常活跃的创新。
研究公司的框架
5个方面、7个问题
卓利伟表示，在研究一个公司时，关键看5个方面和7个问题。
5个方面指的是研究生意、人、组织、环境和估值，绝大部分情况下按照这个顺序来，少数时间会有变化。他认为，极牛的老板可以改变生意，能打造非常牛的组织和团队，他特别强调组织的系统能力和进化能力；环境则包括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地理特征、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思潮的变化等，这对很多商业模式会产生重大变化。
而在环境方面，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这个时代和中国的地理特征是极好的。中国有非常庞大的、能够实现快速反应的、弹性的供应链网络，还有人口密度、城市集聚、产业集群等；地理特征上，中国有两个湾区、长江珠江两个大江流域，有些国家连常年不冻港都没有，这意味着没法搞出口；而中国有不冻港，有长江和珠江流域，形成了人口集群与产业集群，形成了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并由此诞生了高人口密度、大消费市场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在五大方面基础下，深度研究每一个上市公司，他会落实到7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价值创造，必须要清楚这个公司为社会、为客户创造了哪些正能量的价值，而不是负价值，这是价值投资最根本的出发点。
第二是生意属性，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说，这个生意的质量是越来越好的，至少是维持现状的。他强调，生意是时间、规模和创新的朋友，创新本身也是时间的概念，创新是时间乘以人的创造与劳动。有的生意质量更差，因为技术进步带来原有商业模式不稳定。他会看这个生意是不是在连续的方向上积累系统能力，并从对应的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去验证。
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这个的判断难度很大，但这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他评判一个企业价值最根本的出发点。
第四是组织进化力，包括治理结构、股权结构、顶层设计以及适应业务发展的组织架构、激励制度、流程管理等。
第五是核心竞争力，他会去思考生意的门道是什么，公司最核心的竞争要素是什么，是否显著比别的行业、别的公司更强、更可持续，而且可进步、可迭代。
第六是3、5年可靠的业绩增长。
第七是估值。
核心资产贵不贵？先看增长空间和第二增长曲线
最终落实到IRR
机构抱团股节后的轮番暴跌，“好公司”是不是太贵了，成为市场近期关注的焦点。对此，卓利伟分析，贵不贵核心看两点，一看长期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当期估值简单用PE算会很贵，但如果未来三年还有一、两倍甚至两、三倍以上的空间，当期高PE可能也是便宜的。”而这一类特征的公司他可能选几个公司来做一个组合。
二是看一些当期估值比较贵的中大型公司，现在已经是行业的龙头，要看它有没有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原来是一个品牌甚至只有一个单品，有没有第二、第三个品类？原来只有一类市场，现在有没有第二类市场或者多个市场？或者说原来的一个能力变成系统的中台化、平台化能力，再赋能到别的部门、别的业务单元，然后放大，它得有杠杆。”卓利伟进一步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现在可能处于第一个S型曲线的后半段，要判断它是不是迎来第二个S型曲线。如果有，则可以判断它长期还有比较好的IRR；如果没有，有可能估值消化需要很长时间，它的增长率会掉下来，等待业绩与估值的匹配。在他看来，历史上美国的科技公司有很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的公司，比如最早做PC电脑的公司后来做智能手机，做产品型软件的公司后来变成SaaS云服务。
他补充，过去两年市场上涨有两个逻辑，一是估值扩张，二是基本面增长、业绩增长。今年是龙头股、好公司比较贵，但总体上也没有贵到非常离谱，它有业绩和长期基本面支撑。“所以它会回撤，但不会崩盘。过去的垃圾股很多都很贵，可能这辈子它就是最高点了，甚至有可能那个公司十年以后就不在了，倒闭了或清盘了。”
而落实到操作，卓利伟强调数学，他表示世界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这是科学的问题。“投资的根本原理还是要符合经济学原理，这是逃不了的，不管多么牛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实现自由现金流，这个过程中实现的路径和波动可能是变的，但最终还是要实现这个。”
其中，IRR是关键指标。卓利伟指出，“5到10年看大空间、生意质量，3到5年还要算3年以后的市值大概值多少钱，再算到今天IRR是多少。IRR又兼顾了胜率和赔率，胜率非常高的公司，IRR容忍度可以稍低一点，比如10%以上就接近于可持续的价值。如果胜率相对低但赔率特别高，我对IRR的要求就会高一点，要20%、甚至30%以上来做保护。同时，会动态跟踪胜率有没有提高，如果胜率下降或者明显下降，这个公司我有可能会彻底卖掉，看不清楚，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