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阿克曼正处于离婚期间，潘兴广场基金也正遭遇大幅回撤，投资者大量赎回。此时哈佛大学打电话告诉他，哈佛准备聘请来自斯坦福的Raj Chetty，需要一笔赞助资金。Raj Chetty是知名经济学家，诺奖的有力竞争者。
对此，阿克曼很感兴趣，但是他当时离婚导致他需要支付大笔费用，自身处于流动性危机之中。
于是阿克曼将一笔私募股权投资捐赠给哈佛，这笔私募股权的最后一轮定价是1000万美元。但是阿克曼确信这笔私募的未来价值将远高于1000万美元。于是他和哈佛大学达成一个协议。
如果私募股权中的公司未来几年上市，其价值超过1500万美元，阿克曼有权对增值部分资金重新指定其捐赠用途。如果上市后的价值低于1000万美元，则阿克曼承诺将补齐其不足的资金给学校。
用华尔街的语来描述，就是哈佛得到了阿克曼的一个行权价1000万美元的put，而阿克曼保留了一个行权价1500万美元的call。
这个慈善捐赠带给阿克曼的好处，除了能让哈佛聘请优秀经济学人才之外，也给他当年的纳税进行了抵税，这给缓解他当时的现金流。
3年后的2021年，当年的那笔私募股权中的公司Coupang上市了，那笔私募股权现在价值8500万美元。但此时他得知哈佛早在2020年3月已经将那笔私募股权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回给Coupang公司。
这是一个糟糕的投资决策，这意味着哈佛损失了7500万的收益。更糟糕的是哈佛没有告诉阿克曼这件事情，无视他们以前达成的协议，也没有给阿克曼道歉，阿克曼失去在哈佛大学继续支配那损失的7500万美元的机会。
阿克曼认为哈佛需要向他道歉，并且应从哈佛500亿美元的捐赠资金中划拨7000万美元由其指定捐赠用途。但哈佛一直不予理会。
现在的哈佛大学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中，自听证会以来，要求哈佛校长辞职的呼声高涨，还有人揭发该校长论文存在抄袭的嫌疑。
这次校长在听证会上的表现估计将给哈佛大学基金带来不小的潜在损失，但校方依然很强硬，估计是判定学校基金会未来不会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