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在新闻中看到，某某公司致力于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是每一家医药公司的愿景。
那么问题来了，啥是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药品疗效更好？药品毒性更低？给药依从性更好？药物经济学更佳？毫无疑问，这些单独说都能够解决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但是真实世界往往很残酷，药品疗效更好，代价是药品毒性更强。注射变口服，价格翻几倍。
更有甚者，个别公司为了所谓的创新，为了同类首创First in Class，开发出全新的靶点，采用最前沿的分子类型，结果在疗效和毒性上都没有突破，纯粹是面向投资人进行药物研发，最终作为买方的患者和医生一定不会认可。
拿大分子药物的当红炸子鸡PD-1为例。1992年，日本科学家Honjo在小鼠中分离、鉴定出了PD-1基因，且首次发现了免疫球蛋白PD-1，发表在《THE EMBO Journal》。8年之后，Honjo和Freeman共同阐述了PD-1/PD-L1对人体T细胞的调控作用，这一领域逐渐引起医学界重视，并尝试运用在肿瘤患者治疗之中。2002年，耶鲁大学华人教授陈列平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大多数的肿瘤细胞通过表达PD-L1实现免疫逃逸，为后续PD-1/PD-L1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以上的机理探索是完全必要，非常值得肯定的。
2014年，全球第一个由百时美施宝贵公司研制的PD-1抗癌药物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O药）在日本被批准上市，一年后在美国上市。另一个Keytruda（来自默沙东的K药）2014年在美国被批上市，成功治愈了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双雄诞生。以上的“产学研”联动取得的巨大利润，是BMS和MSD两位先驱者应得的。
O药和K药的重大胜利，自然吸引了后续无数的药厂争相推出“PD-1”类似物。2015年，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获得临床试验批准，最终在2018年底作为第一个国产PD-1获批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标准治疗失败后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黑色素瘤。随后，信达生物、恒瑞医药和百济神州等中国企业也紧跟步调，其PD-1药物均在2018年之后通过临床试验后上市。PD-1四小龙登场，开启了中国PD-1产品的赛道。那时PD-1还没有医保，国产产品市场规模还能有300-400亿， 以上在蓝海市场快速fast-follow跟进的强大执行力获得的先发优势，是属于信达、恒瑞、百济的奖励。
到了2020年9月，中国PD-1的临床试验超过4400项，和信达、恒瑞、百济成功获批上市时的数量翻了三倍。2021年一季度时，全球共有154个进入临床试验的PD-1单抗。其中85个产品由中国企业研发或合作开发，占比高达55%。PD-1研发的扎堆现象也日益严重，过度关注PD-1癌症领域反而忽视了其它有价值的药物发展，同质化的竞争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以上“起了个傍晚，赶了个晚集”的公司最终只能是自掘坟墓。
生物类似物之“亡”嘉和生物就是如此，包括港股的复宏汉霖也是如此，花费了极大的金钱和精力进行临床试验，最终只能喝一口汤，在集齐狭小的适应症中获的生存之地。毕竟，这些狭小的适应症找到患者也是一大困难。大适应症比如乳腺癌，即使全球大三期需要设立近千个临床中心接近上万个患者，终究还是能够找到的。而EGFR Ex20ins这种即使在EGFR突变患者中只有8%概率的靶点，而EGFR突变仅占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25%，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患者的85%。也就是说，每60肺癌患者中才可能有1位EGFR 20外显子插入的患者。迪哲医药作为迷你biotech做这样的国际III期临床，是不是过于激进了点。要知道，肺癌常见的*基因”检测花费需要接近1万元，所以舒沃替尼临床III期患者仅120余人，花费已经超过9亿元。而大适应症的PD-1全球三期，花费接近150万元/人，是国内的3倍。
2021年7月，乐普生物核心产品普特利单抗新药上市申请，作为国内第11款申报上市的PD-1单抗，但这是新入局的乐普生物向药监局申请上市的首款药物，适应症为黑色素瘤。2019年，国内黑色素瘤的新发病人数仅为7563人，也就是说每年适用于黑色素瘤的PD-1市场规模大概是4亿元，仅只占肿瘤市场的1%左右。
从单价而言，经过两轮医保谈判，PD-1的治疗费用大幅降低到约5万/年的时代，“天价”的PD-1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以降价80%的折扣成为了“平价药”，而没有入选国家医保目录的PD-1产品也再一次调整了赠药政策。中国的PD-1红利期已经逐渐接近尾声，放量的持续性也难以保障。
面向投资人的医药创新，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