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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2023易；破经济发展的中年疲惫难。——水哥
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地方政府、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通货膨胀，开始紧缩性调控。
同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中国实行孤立政策，缩紧高科技出口，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甚至抽掉、转移资金，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
治理整顿措施以“计划”和“行政指令”一刀切，经济下滑、市场疲软。
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这些都是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问题。
当时，“要不要搞改革开放”成为甚嚣尘上的一种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双重任务论”，开始背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在1992年之前，“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
与今天“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海外上市困难、高科技封锁、资金抽离，内部市场歧视，创业维艰、就业困难，如出一辙。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进则退的临界点，迫切需要理论和方向上的引导，同时，中国亟需向海外展示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
邓小平多次试图从上海开始点燃“市场经济”思想的星星之火。
1990年与1991年的春节，邓小平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视察工厂、企业，推动开发浦东的项目，亲手将“开发浦东”改为“开发开放浦东”。
开发开放浦东，一开始就对标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管理方式，绕开上海传统计划经济影响太深的老区，如当时任职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黄奇帆后来撰文所言，浦东就是“上海借鉴国际通行经济管理方式的中心试验地区”，也是当时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现代化的先行区。
考虑到这个历史背景，以及上海浦东对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意义，浦东机场近日一度禁止网约车接客，却允许所谓机场服务管家以网约车两三倍的价格接客，这样的事件，如同一桶冰水狠狠扣在了就春节前阴冷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市场头上。
除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实践，理论层面，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自1991年大年初一起，《解放日报》使用笔名“皇甫平”，相继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文章。文章认为：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
这一把火没有点起来。
1992年春节前夕，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没人想到，这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加速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这是邓小平从辛亥革命爆发的武昌、到深圳、珠三角，再以上海浦东为终点的，注定被写入史册的南巡。
大概42年前的今天，1992年大年初一，“皇甫平”在上海《解放日报》发布了一篇社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概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深圳等地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只有死路一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紧随其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提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国企股份制改革起步；企业开始转换经营机制，开始市场化驱动；市场价格机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从结构到体量，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进步。
这一次多处点起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1992年扩大开放使得中国抓住了跨国公司全球布点转移制造业的机遇，到今天崛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深圳与上海浦东也分别成为了全球不可或缺的制造业中心与金融中心。
过去，中国以改革开放克服了内部矛盾与外部偏见，赢得发展机遇，到今天改革开放依然是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
一、四十年前与今天“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
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紧缩计划，是当时的政策得意之作，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滑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7年的11.6%、1988年的11.3%迅速降至1989年的4.1%、1990年的3.8%，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也有所削减，为了稳定局面，保住了大城市国营企业职工的饭碗，工资也没有触动，但是小乡镇和行政村，从1989年到1990年有将近两千万人丢掉了饭碗。
当时有一种声音非常流行，就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邓小平南巡时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强调，“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
引进外资不仅带来了投资、就业、税收、出口的增长，而且通过补缺与启动、增长拉动、竞争以及技术溢出，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
在大方向明朗的1992年以后，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得以升级，从过去主要吸收外国间接投资（对外借款），发展到主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990年的35亿美元，快速增长至1994年的338亿美元。同时，从1992年到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13% 到14%左右。
90年代初期对外资的这种歧视，在今天也不少见，邓公的实事求是精神却越来越稀罕。
虽然都吐槽大A已经成为一台融资机器，失去了造富功能，但是开足马力的A股，在外商撤资、境外上市受阻的背景下，也远远无法满足今天中国内地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2023年A股市场总计313家公司首发IPO，募集资金达到3565亿元，但相比2022年，分别同比减少115家与2023亿元。
PitchBook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初创企业赴美上市，从2018年每年约18家，到2023年仅3家。
中美关系依然是影响项目投资跟退出的主要因素。
美股面对的是全球海量资本，这两年无论港股还是A股，集体性估值下调，都是因为流动性枯竭，上市公司太多，资金盘子太小。
没有二级市场的活跃、增值，一级市场资金是不会流入创业创新的。
黄奇帆曾任职多年市长的重庆市，近日已经撤销“招商投资促进局”。2023年该市的实际利用外资不足此前11年年度均值的5%。有接近重庆招商局的朋友对水哥表示，外商撤资严重，在去年上半年招商工作已经非常难展开。
这并不是重庆市自己的问题，根据清科数据，2022年在中国的美元基金的投资金额同比下降了78%。日韩德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内地投资都出现了大幅下滑。2023年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呈现118亿美元净流出，这是1998年有数据以来，首次净流出。
民营资本出资也大幅缩减，互联网大厂投资进一步进入沉寂期。
根据中国科技部的数据，2018年，中国创业投资的构成中，国资背景资金合计占比是30%。根据清科数据，2023年上半年，国资背景出资占比已经达71%。大量新一线城市和区县相继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出现“投资人上山下乡”的行业奇景。
但是，国资并未能够填补美元以及民营资本退场留下的空白。
来自Preqin的数据显示，中国风险投资规模2023年降至699亿美元，相比2021年1306亿美元，已经接近腰斩。
国际商务人士交流也大幅减少，2023年，全国入境人员，只恢复到了2019年的63%。
一位长期活跃在江浙沪风险投资圈的业内人士对水哥，提出了一个行业普遍关切的问题——那么，谁来填补美元基金过去对中国前沿技术和创业公司的支持和宽容呢？
美元基金的存续周期普遍比人民币基金存续长，存续期为7年投资期+2年退出期或者10年期以上的比较普遍，而人民币这么长的却是少数。
业内用一句话这么形容两类基金的区别：“人民币主要投今天的行业，偶尔投明天的行业，而美元基金习惯投后天的行业。”这意味着，拿人民币基金的钱，融资企业遭遇的股东上市退出压力和条款压力会比较大，对创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范围比美元基金会小很多。
希望国资向国际标准对齐，不要把回购协议搞成风投标配，这样就别做风投了，去做保本理财得了，更何况，理财都没什么刚兑这回事了。
国资、民资与外资对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激励机制都不一样。
在投资机会最密集的两次互联网创业浪潮，国资没有出现。
如今全球投资都转入过冬模式，面对技术周期性的下行，国资不计成本、不计风险的加大投入，是否一种理性的商业行为？
这种运动式的狂热，会不会成为一次资本市场大跃进？都是需要我们审慎思考的。
二、充足的风险资金与中文互联网的腾飞
没有资本，任何一个现代化的行业都无法建立，风险越大、技术要求越高的行业，越需要资本的投入。
而且在水哥看来，一个国家承担风险去进行高难度创新的能力，与其资本的体量以及利用全球资本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是资本带动的产业，不断扩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创造更多了更多的创业以及就业机会，消灭了贫穷，而不是别的。
一个发达的国家，离不开一个充分发育的、甚至可以吸纳全球资金的资本市场。
创造各种创业机会，从而发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行业发展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就是风险投资的资金。
2001年初，用户高速增长，服务器不堪重负的腾讯急着融资，在新浪、搜狐、雅虎中国、金蝶、联想等机构面前吃了闭门羹，南非MIH的入场，拯救了腾讯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套现超过两千亿港元后，手头还握着接近四分之一的腾讯股票。
与之相媲美的，还有软银对阿里巴巴8000万美元的投资。
2004年， 51job等多达8家中国互联网企业破纪录地集中于在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今日资本、红点中国等纷纷成立.....中国开始迎来风险投资的“黄金时代”，互联网迅速崛起。
早期互联网投资者当中没有民营资本的身影，更没有国资。因为，风险投资本身就需要资本市场足够发达或者足够开放，让一批有足够能力承担风险的、不怕死的资本，为创新提供弹药。
考虑到创业公司的大比例夭折，如果没有超额的回报，没有充足的资本兜底，不会有公司或者个人会去做这件事的。
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本，去承担风险，创业创新的繁荣，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2004年—2010年培育起来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2014年到2021年之间，第一次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将中国风险投资的红利，大部分留在了本土。
阿里和腾讯在多年的近身肉搏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投资，多少有些彼此攻防的火药味，但也正是这种激烈竞争，驱动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高德、优酷土豆、UC Web、饿了么、网易考拉，京东、大众点评、58同城、B站、唯品会、拼多多、美团，都在阿里、腾讯的投资下迅速成长起来。
2020年蚂蚁风波、2021年反垄断处罚后，阿里系的投资陡然下降，转入冰点。
腾讯投资也在2022年刹车，2023年转入冰点。
社会上出现过这样一种论调，认为国内互联网巨头的投资并购，抑制了技术创新和社会就业形式的改善，收紧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恰恰相反，没有任何一项现代产业的创新、创业、就业，是不需要资本推动的。
即使回到汉代，农民歉收，也需要政府助贷的。
可以看到，在大规模外资、民营资本投资推动下，中国互联网投融资总额在2018年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此后逐级走低，2021年第二季度更是被印度超越，整体转入低潮。
即使接近顶峰阶段，中美风险资金体量差距还非常大，2019年底中国创投机构平均管理规模为3亿元，远低于美国的25亿元。
这些数量级的差距背后，是承担风险能力与意愿的差距，也是支撑创新能力的差距。
事实上，中国依然是一个资金十分短缺的大国。
但是，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巴巴，都只能把投资转向了海外，跟当年民营汽车的选择如出一辙。
2022年腾讯在海外占了全年投资总量40%。
二、中文互联网大拓机，生意不好做了
2023年11月，阿里云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故障，几乎紧随其后，滴滴长时间崩溃，后来连腾讯游戏都崩了。
如果把时间拉长，2023年堪称中文互联网大拓机的一年。
一位云计算产业相关的高层管理者对水哥表示，为什么问题出在阿里巴巴？因为阿里的日子不好过了，在他看来，这次互联拓机大潮，本质上是一次管理危机，开猿影响不大，节流影响深远。
他认为，如果做了异地容灾，A/B备份，就算系统崩溃，几秒钟就能人工重启，最多也就十几分钟，不可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崩溃。
一般备份的成本比例是5个集群对2个容灾，备份成本占到数据设备成本的30%到40%。这几年客户、收入少了，降本容易，增效难，以前可能多个备份，物理层面、虚拟层面的分别做隔离，还有服务器以前会有更多冗余，现在这些备份就不做或者少做、换小服务器，都挤在一起，问题肯定增多。
而且什么都讲正能量的风气下，裁员滚滚，底层、中层员工不会向上反馈问题，办公室政治领导业务，“降本KPI是管理层的，后果是全公司的”。
2021年到2022年，阿里云、腾讯云都进入了下降、滞涨阶段，中国电信的天翼云、移动云却以100%的增速翻倍增长。
一位云计算业内人士表示，云计算新增市场政务云对供应商背景、安全的要求，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口袋，事实上妨碍了市场的平等竞争与效率，控标现象非常多。
过度依赖关系的畸形市场也必然是贪腐的高发地带。腾讯2023年度因商业贿赂或职务侵占的案件通报17起，当中7起，发生在CSIG云业务部门。
因为技术积累的短板，一位业内人士对水哥表示，实际上三大运营商拿到订单之后，也依然是将云计算业务分包给华为、阿里或者腾讯，自己提供擅长的数据中心以及网络宽带业务。
而且国资做起二房东，只是政务市场的一个缩影。一位做政府生意的朋友也对水哥表示，这几年大部分政府生意，都是交给国企分包出去，有些国企更是留足30%利润，再干活，服务质量一言难尽。
相反，美国互联网云厂商接到了大量来自政府机构的订单，它们在全球的强大的竞争优势，与其开放的市场环境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驱动具有更强大技术的中国科技公司出现，这种中美头部公司的差距，还会在AI浪潮当中进一步被放大。
四、外资、开放市场与中国汽车工业的腾飞
我们不妨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看一看。
大概70年前，1953年，中国第一家汽车公司一汽正式奠基，移植苏联的汽车制造体系，1958年，制定的愿景计划“15年内实现年产30万辆”。
到15年后，1973年，只实现了年产五万多辆汽车。
1964年，二汽筹备上马，中苏关系恶化，在“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指示下，二汽启动自力更生模式，大幅缩减建设资金，简化工艺设备，甚至建土房，作为工业生产的厂房，声称“枪毙红砖”。
结果，到1978年年产量也只有五千多辆。
此时，距离中国第一家汽车公司设立，已经30年。
闭关锁国之下，资金、设备、技术的匮乏以及各种荒唐的前现代化故事是必然的。
从土夯厂房，到中国汽车登上世界汽车产销第一的2009年，改革开放也只是用了30年时间。
这几年中国汽车的崛起还在加速，刚刚过去的2023年，比亚迪登顶全球电动车销量第一，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第十五年盘踞世界产销量第一。
30年的停滞，与30年后的起飞，岂可同日而语。
中国汽车产业前后三十年，造成巨大历史分野的就是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
1978年，国家决定引入一条轿车装配线，以替代汽车进口。大众为上海提供了当时正在研制当中的最新的车型，也就是后来风靡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桑塔纳轿车，与大哥大一起成为当年宝总们的标配。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论》一书的资料，这个时候，在1100万人口的上海，只有三家公共加油站，陈旧厂房每天只能组装两辆桑塔纳，第一批零部件，大部分是弄堂小厂里敲敲打打，最后送到沃尔夫斯堡，由德国大众进行技术认证，合格率非常低，国产化率只有2.7%。一辆上海桑塔纳只有车轮、收录机和天线是国产的，毫无技术含量。
这不只是上海的问题，也是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的全国性问题。
上海大众坚持了国际标准的零部件要求，把零部件企业分为A、B、C三级，A为高级，C级及以下将会被淘汰。
各方面的配合之下，桑塔纳的国产化率1989年达到了31%，1996年达到了90%。到1998年，桑塔纳已经量产100万辆。90年代开始，德美日韩等合资公司如同雨后春笋。
同样是在1998年、1999年前后，上海周边衍生了宁波起步的吉利与上汽投资了20%的奇瑞汽车，与当时合资公司，带来的人才、技术以及产业链溢出，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没有对外开放，中国汽车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但是桑塔纳一款车型，在全国行销二十年，无论国资，还是合资汽车公司都躺赚。
这几年在民企汽车崛起之后，合资公司才开始强化在中国本土的研发投入，这就是开放市场的竞争机制带来的好处。
今天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吉利、奇瑞以及比亚迪，都是在1995年到2003年间，以一种不被承认的身份，进入汽车行业，再通过投资方或者收购获取资格。
2014到2015年，特斯拉技术开源、互联网资本大规模进入，掀起中国电动车创业浪潮，2018年，第一个外资独资汽车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也形成强大的电动车产业集群。
在国内销量榜单，在非常长一段时间内，前十名大部分是清一色的合资公司。到2023年12月，比亚迪与奇瑞已经占据了全国销售的头两把交椅，前五民企已经占了三席，结束了合资公司对中国汽车产业长达30年的统治。
产权激励机制，以及市场生存压力，都决定了命硬企业的创新意愿、能力以及动力都强于其他形态的组织。
一个无法给民营资本以及企业提供平等机会的市场、行业以及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五、改革开放依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创新
经济的疲惫来源于哪里？其繁荣又从何而来？
根据德鲁克的见解，一个活跃的市场里面，有两类人群，一类是，身为企业家的银行家，调动他人的资金，使之分配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较多的领域，这就是今天风险资金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类是一些独立自主、不等待高层指令的创新者或者说企业家，他们因为接触具体事件，随机而发才能捕捉到创新的机会，按照指令和“规划”去创新而能取得成果者稀少，即使取得所谓的“成果”，所投入的资源也将是惊人的浪费。
而且，“创新从其本质而言都是自主的”。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根本上不是发放中央文书的几个人能完全掌握的。
如果坐等中央指令，整个庞大的经济机器，就会陷入休克、萧条状态。
在2011年《财经》杂志的访谈文章当中，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中国继续前进，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吴老看来，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从风险投资、云计算这些关键市场的实践来看，垄断、干预还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趁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精简政府架构，减轻人民负担，构建一个有限政府，将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经济才不会常常因为坐等英明决策而陷入瘫痪，延误战机。
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项有效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创新，推动对外开放，深化与全球经济、科技与人才的高水平交流；同时，维护市场的平等竞争，以强化国企、民企竞争力，大规模的外资以及民营资本所支撑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创新活动，也几乎成为了四十五年改革开放的本身。
长江黄河也有逆流，但是，不改滔滔东进的行程。
1984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也同样受到各种冲击与质疑。
在四十年前的1984年春节，农历大年三十，面对前来求写题词的深圳同志，小平没有照写曾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建议的“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而是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證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充分肯定深圳特区成功背景下，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增加开放城市的宏大设想。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同一年，邓小平总结中国历史教训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你开放也得让那些技术、管理体系先进的合作伙伴跟你玩，所以，撇清某些不被现代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关系，处理好跟大客户的关系就非常重要。1990年邓小平就强调了合群的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放，而不是收，春雨润物细无声，东方风来满眼春，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万紫千红、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