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1
正确认识货币与通胀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货币超发但并 未出现通胀，说明货币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失灵，因此把央行通过资产购买扩张货 币，作为既可以刺激经济又不会带来通胀的“灵丹妙药”。对此，要合理看待 2008 年危机后和 2020 年疫情后两种量化宽松政策的区别，正确认识货币和通胀之间 的关系。
一种是以增加基础货币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真正的货币增长有限。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近十年，尽管主要发达经济体长期处于低通胀的成因较多，包 括供给端的全球化、技术进步，需求端的人口老龄化、债务透支、贫富分化等； 但从货币视角看，2008 年三季度末至 2017 年末，美、欧、日央行虽然实施量化 宽松政策，大幅扩表增加基础货币，但货币供应量（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速仅分 别为 6.5%、2.8%和 2.7%，与同期 3.1%、1.8%和 0.4%的名义 GDP 平均增速大体 相当（图 1），这是发达经济体没有引发明显通胀的根本原因。
应当看到，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而非央行，央行购买国债等量化宽松并不必然带动货币增长。基础货币不同于货币，基 础货币主要是满足银行体系准备金和支付清算的需要，而货币才是经济主体使用 流通的资金，是由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创造的。从长期看，货币与通胀关系 密切，而不是基础货币。2008 年危机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购买国债，增加 了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但由于央行只是主要购买了市场上的存量国债，并没 有明显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且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积极性也不高，使得 这部分超额准备金淤积在银行体系，货币并没有显著增加。
从金融危机前的 2008 年 8 月末至 2017 年末，美、欧、日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累计扩张了 375%、209% 和 375%，而同期货币供应量仅分别累计增长了 80%、30%和 27%，扩张幅度明 显落后。 另一种是疫情后央行和财政配合大量增加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动 2021 年全球通胀明显升温。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面对疫情冲击、为支持经济恢复， 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由政府 主导推动货币增长。
从背后的机理看，央行购买国债增加超额准备金，财政新增 发债推动银行超额准备金转为财政存款，财政向家庭、企业支出使得财政存款转 为经济主体存款，这些行为相互交织配套，货币因此增加。2020 年，美联储共购 买了约 52%的新增国债，由此支持财政支出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占美国新增 M2 的 61%。2020 年末，美、欧、日货币供应量分别同比增长 24.9%、12.3%和 7.6%， 而名义 GDP 增速分别为-2.3%、-5%和-4%，货币增长大幅偏离了名义 GDP 增速。
从物价走势看，美国通胀形势最为严峻，其货币扩张相对名义 GDP 增速的偏离 也最大。6 月美 CPI 达到了创 13 年新高的 5.4%，较上年末上升 4 个百分点，当 月欧、日 CPI 分别较上年末上升了 2.2 个和 1.4 个百分点。还应当看到，政府主 导增加广义货币，也会带来破坏财经纪律、损坏银行体系市场化货币创造能力、 经济内生活力不足等诸多不利的后遗症。 总体而言，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没有变化，货币大量超发必然导致通胀，稳住 通胀的关键还是要管住货币。
当前我国通胀压力整体可控，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我 国货币供应量增速自去年 5 月起就领先其他大型经济体逐步回归正常，今年 6 月 末我国 M2 增速为 8.6%，与疫情前基本相当，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从宏 观上稳住了物价。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坚持 央行和财政两个“钱袋子”定位，从根本上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