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目前具备一定财富积累的家庭，如果不是自身从事实业经营，则一定会面临着家庭可投资资产布局的问题。2023年，大宗房产投资不仅面临房价下跌持续缩水，流动性变性也极为困难；银行定期存款受利率多轮快速下调，存钱犹如鸡肋般乏味；银行理财由保本保收益改革为净值核算后，净值波动导致的浮亏赎回潮引发负反馈从而致使中低风险承受能力的群体恐慌逃离；信托和财富公司等三方理财屡发逾期暴雷事件，高端财富群体被湮灭的恐慌情绪逐步蔓延；股票基金投资受A股持续下跌回调影响继续缩水，延续了近三年的熊市漫途。财富家庭这一年在投资方面的总体感受大多是腹背受敌，低、中和高三个风险承受能力的财富群体均受到了全面冲击。
2023年初，众人都预期这一年是新冠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的一年。但站在年末收官之时，现实与预期的显著差异叫醒了不少尚存幻想的人们。现阶段已不同以往，三年的疫情不过只是过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扰动因素，但并非是影响我国未来中长期前景的根本因素。
投资是面向未来的，投资决策是立足当下并对未来进行理性客观预判后的选择。在后续的决策分析过程中，我试图一方面摒弃刻舟求剑的线性外推思想，另一方面避免主观情绪悲观或乐观的作祟，做到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从而作出客观理性的决策参考。
题目既然是现阶段我国家庭可投资资产的中长期布局思考，那即需要先解决“现阶段”和“中长期”两个认知问题，才能为“布局”思考提供基础。
对“现阶段”的认识：通过回顾较我国先行一步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和比对我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史和现状，即可找准我国现阶段到底处在在自身经济发展时序中的什么位置？
先说结论：现阶段我国在经济发展时序中的位置：即是已经完成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经历产业结构调整，步入努力实现创新引领工业化升级的阶段。
以美国、日本为例，经济发展均无一例外的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伴随工业化而来的人口城镇化，产能满足城镇化内需提升和低成本出口占领国际市场份额从而替代上一代发达经济体产能）、以创新引领的工业化升级（城镇化完成背景下，内需难以提供传统行业产能新增消化空间，创新引领的工业化升级产品创造出内需和出口的新增需求）的完整过程。
美国本土工业化进程（快速工业化阶段是1860年后至1900年前后，创新引领工业化升级是1900年前后至1990前后，1990年前后至今陷入制造业空心化）；
美国本土城镇化进程（快速城镇化阶段是1900年至1950年，城镇化率由30%提升至64%）
日本本土工业化进程（快速工业化阶段是1945年至1970年，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是1971年至1990年）；
日本本土城镇化进程（快速城镇化阶段是1945年至1975年，城镇化率由28%提升至76%）
中国本土工业化进程（快速工业化阶段是1978年至2008年，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是2008年至2018年，2018年因美对高科技的小院高墙制裁政策意识到创新引领的重要性和向上补足产业链的必要性）；
中国本土城镇化进程（快速城镇化阶段是1998年至2020年，城镇化率由33%提升至64%）
下面从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来看我国经历的经济发展具体历程：
外需（即出口） ：1978年开始的“三来一补”政策，支持承接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的订单，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2001年加入世贸后，通过扩大贸易继续积累资本，同时实现技术转化，由劳动密集型过渡至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为首的强劲外需出口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引擎；2008年至今，我国外需出口随着工业化升级实现了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
内需（即消费）：1998年的房改政策，释放了国内居民部门潜力最庞大的消费需求。居民部门随即开启了长达20年的快速加杠杆历程，居民部门杠杆率由取消福利分房前1998年的5.2%上涨至2020年的72%。2020年三道红线政策出台，地产价格开始调整下跌，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维持在高位。2023年末，CPI出现同比负增长，消费陷入萎靡。
投资 ：2008年四万亿政策，促使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快速抬升。目前除中央政府部门有加杠杆空间外，非金融企业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均面临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的问题。
综上，在经济体的发展史上，快速工业化伴随的快速城镇化阶段，是经济体发展的最为迅速阶段。在投资领域体现为房价持续上涨，银行信贷持续扩张引发的资本持续补充需求以及非银金融的活跃补充，证券市场高景气度持续上涨。
那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什么？——（从严重程度排序）总体杠杆率高、潜在可挖掘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面临出清
上述主要问题和矛盾的演化过程：2008年四万亿的基建计划（应对金融危机的外需出口萎靡）——创造需求引发新增工业产能扩张，导致后期工业产能过剩——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货币棚改&涨价去库存）——再次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引发地产产能扩张，导致地产泡沫和埋下债务风险——2020年提出三道红线降房企杠杆——新冠疫情持续触发引爆地产泡沫——房价下跌地产不振引发通缩负反馈苗头——居民和企业资产端缩水、负债端刚性、净资产减少，现金流变差（债务杠杆转移至居民部门，内需刺激竭泽而渔，居民部门未来现金流严重透支，亟待休养生息，民富则国强）
对“中长期”的认知：按照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我国在已经完成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基础上，中长期我国在经济发展时序中的努力目标为：通过出口、投资和内需综合调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实现创新引领工业化升级。而实现中长期这一目标，本质上即是一方面工业化向上升级突破，通过创新取代别国国际出口市场份额和创新新增国际出口外需，另一方面调整（国—民）利益分配格局，实现民富带动经济发展向内需转变。
中长期我国工业化升级具备的比较优势——体制优势（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具备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能力，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铁矿石、铜），产业链优势（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配套完整）。故而工业产成品价格经济性优势较其他国家明显，在部分行业已具备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主导整个产业链的能力。
中长期我国工业化升级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上游战略资源自己率不足受制于人。如石油、天然气、铁、铜等；二是工业品核心部件受制于人。如包含芯片在内的半导体产业链等；三是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有绝对份额，是当前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我国工业化产品贸易结算因受制于国际通行使用美元的限制，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则影响出口竞争力。
美元锚定：石油—美元 向 高科技（如芯片）芯片—美元 过渡，体现高科技垄断
未来人民币锚定：制造业产业链（电力）—人民币，体现电力成本优势
下面从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进行分析预判：
外需（即出口）：在全球主要国家普遍债务沉重和贸易壁垒冲突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的持续增长实现的途径将由全球增量外需拉动转变为全球存量外需的竞争。即我国需通过工业化向上升级突破，通过创新取代别国国际出口市场份额和创新新增国际出口外需需求，从而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如我国近年出口取得突破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
具体而言：美国作为中国出口第一伙伴，为缩小中美贸易逆差，采取脱钩断链的手段，设置贸易壁垒并引导制造业回归，同时主动将与中国的贸易份额实施友岸外包（代表印太经济框架）、近岸外包（美墨加协议）替代。欧盟等美国同盟国，出于维护自身和伙伴贸易利益，亦即在自身敏感行业设置贸易壁垒。原有全球化分工协作被打破，逆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根本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经济体为扭转贸易逆差，限制打压中国出口竞争力，防止出现未来中长期国际贸易中一个中国贸易顺差独大的局面；其他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萎靡，或发展动力不足，总需求缺乏显著提升动力。我国出口的机遇为，借助自身工业化的比较优势和向上创新升级突破，攻占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链，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替代原产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出口主导地位和份额。因我国在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铜等方面资源的天然禀赋不足，故这类大宗商品出口显然不具优势。故因立足制造业立国的理念，在中长期与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国建立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如石油丰富的伊朗、天然气丰富的俄罗斯、铁矿石丰富的澳大利亚、铜矿石丰富的巴西），通过稳定的上游资源供给，确保我国的制造业在中长期国际贸易竞争中持续可靠不断粮，同时通过能源革命转型（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提升能源自给率确保安全，同时实现电力成本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格局，从而为我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实现电力竞争力反哺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传统制造业经济性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站稳中流砥柱的地位，同时创新引领高端制造为代表的工业化升级持续渐进突破，成为出口的新增长极。（最终实现人民币锚定：制造业产业链（电力）—人民币）
以下通过列示比对2022年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出口情况，反映出我国未来中长期在哪些行业存在出口提升空间（通过创新取代别国国际出口市场份额和创新新增国际出口外需需求，从而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
2022年美国出口价值前十大产品：加工石油、原油、石油气、汽车、集成电路微组件、血液成分（包括抗血清）、汽车零部件配件、黄金（未锻造）、药物混合剂量、大豆。这十项主要出口产品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1%。
2022年德国出口价值前十大产品：汽车、药物混合剂量、汽车零部件配件、血液成分（包括抗血清）、加工石油、飞机航天器、集成电路微组件、电能、电子医疗设备、杂项机械。这十项主要出口产品占德国出口总额的27%。
2022年日本出口价值前十大产品：汽车、集成电路微组件、半导体制造机械、汽车零部件或配件、加工石油、推土机挖掘机压路机等重型机械、热轧铁或非合金钢产品、黄金（未锻造）、卡车、太阳能二极管半导体。这十项主要出口产品占日本出口总额的33%。
2022年韩国出口价值前十大产品：集成电路微组件、加工石油、汽车、汽车零部件配件、录制的媒体、游轮货船驳船、未录制的声音媒体、电脑零件配件、氧金属过氧金属酸盐、蓄电池。这十项主要出口产品占韩国出口总额的48%。
2022年台湾出口价值产品情况：集成电路微组件这一项产品占台湾出口总额超40%。
2022年中国出口价值前十大产品：手机设备包括智能手机、计算机光学阅读器、集成电路和微组件、太阳能二极管半导体、蓄电池、汽车零部件配件、模型拼图杂项玩具、加工石油、电气转换器动力装置、灯具照明照明标志。这十项主要出口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6%。
内需（即消费）：在当前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处于高位和中长期人口快速深度老龄化的背景下，内需总量持续增长提升面临巨大压力。未来内需的提振有待居民部门杠杆率修复后的表现。
投资：在当前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未来中长期投资只能依赖中央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升。另在中长期内需潜力不足和当前产能普遍过剩面临出清的背景下，新增投资面临边际效应递减问题，易形成低效资产。故适度超前投资的领域需要聚焦在未来具备有效需求提升可以消化产能的行业。
以上篇幅，阐述了我对“现阶段”和“中长期”的两个问题的认知。基于对我国经济现状（现阶段）的认识，尤其是对经济发展未来（中长期）的充分思考，是对面向未来（中长期）的投资布局形成独立的决策所必要的。
至此，我们已然可已感受到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挑战在增大，不确定性在增加。回到本文主题《现阶段我国家庭可投资资产的中长期布局思考》，作为财富家庭，出于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中长期投资对收益率的目标一定是追求持续确定性的超越社会无风险收益率水平（理性的投资是追求确定性为首要目的，收益率次之，追求长赢，避免去赌。投资的真谛：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那选择何种财富资产布局路径，才能在如此不确定性的中长期经济发展环境下实现这个确定性的投资收益率目标呢？
1、明确未来中长期是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
2、在中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只有选择股权投资的途径才可能实现投资超额收益目标
3、何种股权投资选择能确定性的实现超额收益目标？答案是在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筛选出中长期确定性增长的行业，再此基础上选出拟投资的好标的。即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锁定确定性。
我所认知的中长期确定性增长的行业：对于未来的投资确定性的选择，应是具备能力持续获益于绝对垄断领域的企业、具备能力持续获益于老龄化的企业、具备能力持续获益于全球化的企业、具备能力持续获益于高消费能力人群的企业、具备能力持续获益于创新创造新需求的企业。
如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逻辑：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是我国中长期实现能源自主安全的唯一路径，也是支持我国制造业出口持续保持比较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
一句话概括好标的：未来数年净利润增长率确定性极强且买入时点股息率较无风险收益率有竞争力。
具体解释：标的公司具备持续盈利能力且年利润稳定性极强，未来成长确定性极强。具体表现为可以基本判断未来数年的净利润增长率，过往派息分红履行承诺良好，股息率较当前无风险收益率有竞争力，且预计未来分红派息可以持续保持或提高。
几点备注：1、成长最优秀的模式是依靠内在驱动，即利润积累滚动投资成长，配合债权融资，而非增发股份融资侵害老股东利益；2、如标的未来不增发股份，随着内在驱动成长利润增长，则净资产收益率roe会必然提升。同时，只要分红率可以保持，则股息率必然呈现逐步提升态势。
所以，对于长期投资：聚焦非频繁股份增发融资和增发并购的标的公司，将确定性成长作为选择标的公司的是首要考虑，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股息率将随着利润增长逐步提升。
警示：高roe指标是一个成长标的成长成型后的表现，而股权投资的本质是发掘并参与具备股权价值成长性好的标的企业，而非投资参与成长成型后的标的企业。所以，以高roe为首要考虑的选股思维，本质上忽略了对标的公司成长性的优先考虑。以高股息率为首要的选股思维，反映了投资者对衡量收回成本的保守投资理念，但同样本质上忽略了对标的公司成长性的优先考虑。
我认为长期投资正确的选择标的考虑顺序为：1、业务模式（具备年利润稳定性极强，且未来成长确定性极强）；2、真正为股东着想的管理层（不随意增发融资并购）；3、未来数年净利润增长确定性极强，且净利润增长率下限可以测算判断；4、买入时股息率较无风险收益率有竞争力，且预计未来分红派息可以保持。
买入体会：可量化的数倍成长空间，明确的实现步骤和路径，绝对估值合理或低估的价格。
卖出策略：1、预判失误，基本面与预判偏离；2、发现性价比更高的标的；3、提前到达三年后或五年的合理估值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