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回顾了2018年慕峰老师的关于产业分析的文章，感觉讲的太准了，重新看一遍，还是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节选：
对中国而言，至今还没有韩国财阀那样能够对国民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私人家族企业，这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过于庞大，更是因为一直以来，私人产权保护在中国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近两年还在通过司法纠错重塑企业家的信心。但这并不代表政策没有对某些行业或者企业予以倾斜。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有一些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要超过其他企业。我们更要理解的是，互联网新时代的特点，是无论谁掌握了足够的网络力量，就可以左右社会焦点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可以将某些话题屏蔽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更可以让人们认为某些新颖的概念就代表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样的游戏周而复始、不分国界，甚至极其低俗。当你能够影响上亿人口时，你真正想做的就只是这些吗？
Jeff Bezos在接受采访时，可以坦然的讲，“在Amazon，我们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之上建立一些东西。所以，当我在1995年创办Amazon并开门运送第一批包裹时，我们不需要打造一套交通网络；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基础设施。所以你看，为什么互联网上有那么多年轻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它的成本其实很低。繁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与质疑，因为中国新经济的新贵们，根本做不到像Jeff Bezos那样去公开承认平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廉价劳动力，是过往扭曲的投资所馈赠给他们的，而这些投资，则是来自所有民众几十年的辛劳与汗水。
东亚模式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它不过是在农业时代环境下，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去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再通过打开国内外市场去实现工业发展，回头再来补足农业发展部分。信息时代能有多少进步，全然在于基础设施的优劣，和制造业还能发展到何种地步。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区别，是本国市场巨大，但正是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我们本应获得的，应当比现在多得多。东亚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全然依赖于全体国民数代人的辛劳与忍受，并非每个国家的国民，并非地球上每个地区的人类，都能够长期忍受这种辛劳与付出。中日韩三国，一直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三个国家，一直也是国民最为辛劳的三个国家，甚至即便是中国企业去收购欧美企业，都要在自己的大半夜去跟被收购方开电话会。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无法复制，蕴含着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国家、企业与普通国民的共识，才是发展的根基。如果不能明白这点，如果新经济的新贵们认为所有资源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政府应当用财政去补贴的，都是可以拿就业要挟去换取的，那些辛劳的国民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处于今天的社会地位，那这个文明之下的发展共识，就将进一步撕裂。韩国，足以为戒。
这是一个新老问题并存的时代，如何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不再出现新的“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如何使自身的安全感不主要来自于政策的认可，如何能够真正突破本国市场保护的局限，如何不再通过Do Evil去赚取最后一个铜板，对中小企业而言，或许可能是受制于外界环境的问题，但对新经济新贵而言，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良性政商关系的实现，乃至于，企业家、尤其是所谓新经济企业家对社会的真正推动，有赖于新贵们对自己所处环境及其形成历史的深刻认知。我们没有去揭开新贵们所有的遮羞布，仅仅只是因为期待新兴的市场力量能够主动对社会做出良性的推动。但社会永远都会保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去对抗市场对社会的撕裂。如果新贵们仍然不能在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与国民取得充分共识，仍然没有能力思虑长远和宏观，仍然只能局限于个别群体的私利，仍然只热衷于创造一个又一个概念，仍然只是醉心于在封闭的国内市场去打造尽量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百年老店，那么激烈的调整，不过只是时间问题。说到底，中国并不存在韩国那样可以允许财阀存在的社会土壤。
原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