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我同意r在降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也同意目前需要仔细参考60s-70s的历史经验，但是郭博士的推理过程我不敢完全同意。以下是一些诠释：
讨论r > g最有名的莫过于托马斯·皮凯蒂，他的看法是长期上r > g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大于工资上涨速度，导致贫富分化悬殊。反过来说，r接近甚至小于g，意味着劳资分配关系中劳方更强势。而在年龄结构上，年轻人普遍依靠工资，老年人普遍依靠积蓄，老年人的过剩储蓄满足年轻人的借贷需求，年轻人的超额产出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那么r-g的差值降低，应当是老年人的财富被分配给年轻人。如果按照r-g决定分配进一步决定社会稳定性的逻辑推，在r-g大幅下降的时候应该是老年人不满，年轻人得意。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原因是r-g本身就是被其他大趋势决定的量，而不是决定经济趋势的原因。
按照新古典主义理论，长期上应该趋近于r=g，这也是黄金律要求的利率水平。甚至1929年大萧条都几乎没怎么影响r-g的净值，因为这两个数都同时大幅跳水。而偏离这个结果则一个是储蓄的供求关系出了变化，一个是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变化。
关于一直到一战前的r-g下跌趋势，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已经提出了利润率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机械取代人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单位商品价值量减少而不变资本占比提升->剩余价值占比下降）不断提高长期下降趋势并据此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类似地，凯恩斯将这个过程解释为资本积累速度比人口增长快导致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如果说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解释了一战前的走低趋势，那么熊彼特（创新）和奈特（不确定性）的理论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趋势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前一半出现的大幅动荡。其中，战争固然同时意味着经济活动受到极大破坏和资本的大量损失，r和g都应该处于很低的位置。一战中r-g明显触底反弹其实很好解释：战争主要局限在欧洲，欧洲国家要进行大量的战争融资，美国的资本一下子就变得稀缺了。这一波战时r-g飙升更具体地说应该对应一战前后欧美尤其是英美的债权债务关系逆转。二战时整个世界包括美国都被拖入了战争，不仅资本损失更为惨重，而且所有的国家都降低利率为战争融资，所以r和g就同时维持低位了。而二十年代r-g迅速拉升和三十年代r-g迅速下降，应该都跟金本位有关：战后各国相继恢复金本位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本稀缺，而三十年代各国放弃金本位竞相贬值本币。尤其是在这期间魏玛共和国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最后，这张图里战后的过程都是很好分析的：滞涨时期发生的实际上是分配向劳动力倾斜，压缩资本回报率。为什么分配向劳动力倾斜呢？第一是之前黄金时代资本积累过剩而又受到冷战的限制没法大规模投资海外。第二是战后发达国家开始建设福利国家，税收加重。第三是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取得成果。然后到了里根-撒切尔时期，资本可以到海外寻求更高的回报，而工人只能留在原地，工会也遭遇灭顶打击，劳动力议价能力降低，同时发达国家经济越来越多地靠负债消费拉动，这样资本就变得相对稀缺了。金融危机之后则是各国长期维持历史性的低利率环境。
六十年代，年轻人/工人议价能力增强导致在滞涨的背景下利润下降速度更快，这反应为1968年之前r-g的下跌过程。实际上，1968年的五月风暴反而是整个六十年代广泛的工人运动和民权运动最后的高潮。而滞涨最痛苦的七十年代反而在冷战局势和国内政治上都是相对沉闷的——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参考的。
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高峰都并不发生在所有人都痛苦的时候。这是一个反直觉但是合乎逻辑的事情：所谓为了“转移矛盾”而发动大战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决策者只会在认为自己能赢的时候发动战争，因此在所有人都痛苦的时候都会试图避免局势升级，只有在某些人率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才会有人发动世界大战或者提高紧张局势。
未来r-g会不会继续降低，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来说，东亚的储蓄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过去形成的超额储蓄逐渐回到本国被本国融资需求消耗，另一方面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需求因为各种原因会持续走高，这是有利于r-g走高的因素。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在因为老龄化问题出现劳动力供给紧缺，而风险因素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程度上撤回本国以及劳动力价格较高或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经济体，这是有利于r-g走低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