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读书笔记，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删掉了。作为一个投资相关的从业人员，最让我意外的是作者对大流感一类流行性传染病再次流行可能性的一种解释，即对资产回报率的要求导致ICU/呼吸机在平时的使用率过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为突发的高并发准备足够的备份资产，那么在一个追求安全的新的时代，资产回报率几乎是必然要下降的。
一百年前，1918年的人类正忙于自身争斗。掌控现代技术的人类，以为完全控制了自然的人类，遭遇了完全愤怒的自然界。
西班牙大流感，有的人称之为The GREAT INFLUENZA，也有人称为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用“西班牙女郎”来代指这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这场瘟疫杀死了数千万乃至上亿人，抹去了当时全球人口的5%以上。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时候，拿起约翰·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读一读102年前的史实，自然是为了温故知新。黑格尔说，“历史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执政者和人民，从历史的教训中什么都学不到。”巴里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人类一次次陷入公共卫生灾难的相似过程，如果仅仅感叹我们什么都学不到，那肯定不是作者7年穷经皓首的原意。
这本书中有着许多闪光的名字，他们是医生、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他们一边与病原体作战，一边与政客缠斗，他们与愚昧的战争，是这本书的名字中“史诗”一词褒奖的，人类理性精神的闪光，他们是这部史诗中的英雄。
一、大流感的原因和启示
一位研究流感的医学家曾说：“只闻听钟声嘀嗒，我们却不知道身处何时”。读过全书最深的感想便是，大流感一定会重现，但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流行病预防的宿命。
1918年的大流感始于美国，流行全世界，死亡人数冠绝历史上所有的瘟疫，是现代性遭到自然报复的最可怕的案例。艾滋病在24年里夺去的生命还不到大流感24周杀死的人数的一半。大流感对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的少数人群的杀伤甚至可以说是亡族灭种。
1. 大流感的背景和原因
疫情犹如水沸，总是“在水壶底部会先出现一个泡，随后升至表面。接着是又一个泡，然后水泡三三两两同时出现，再是六七个一起。如若温度不降，没多久整壶水就会骚动起来，水面则剧烈地翻滚。”——传染病不太可能多地同时爆发，而是由某地的人群中出现，然后急剧蔓延。
大流感能够大规模流行的原因，细看之下无外乎政府媒体和人民的不重视，隔离本可以将瘟疫消灭，然而无论是军营还是公债游行，都加剧了人群聚集，美国落后的医学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格局导致的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一战导致医生和护士大量上前线，也导致流感传播控制不力。
瘟疫需要人群聚集才能持续蔓延，病原体的传播有着固有的速度，如果病原体杀死宿主的速度超过了宿主接触新的易感人群的速度太多，瘟疫就无法蔓延。书中指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万在生活上有相当密切联系的非免疫人口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宿主聚集的数量是传染病的共生基础。一旦病毒之火燃尽可用资源，传染便会迅速衰竭，然而放任感染寻求群体免疫，几乎等于任由病原体消灭弱者，这是现代社会不可接受的，所以隔离才是应对公共卫生灾难的正确之道。
在扑灭疫情的过程中，问题不是有没有疫苗，而是来不及分发。更加极端的情况是控制疫情必需的隔离造成社会瓦解，使救命的疫苗也丧失了分发的渠道。
2. 病急乱投医
在应对大流感的过程中，荒诞与恐惧导致了很多极端的手段，书中描述了许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一位费城医生声称：“我通过口腔、肠道和皮肤往体内注入柠檬酸钾和小苏打（碳酸氢钠），总能得到不错的结果。”一位医生给25位肺疾严重的病人静脉注射过氧化氢，这就是一百年前的“真•漂白剂”。一百年后我们又看到了。
还有医生给病人注射其他疾病的疫苗，或者使用奎宁的，还有用洋地黄、双倍剂量的咖啡因盐类、吗啡和静脉切开术，当然还有放血的，可以说什么手段都被用来治疗大流感，就差吃春药了。
病急乱投医的背后，是对疫情的恐慌和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会导致普通人和基层医疗人员在绝望中求助于种种常识即可否定的荒谬方法，也同样对导致本应掌控局势的政府机构的错误动作。
3. 公共卫生的窘境
公共卫生一直是挽救人类生命数量最多的医学领域，然而公共卫生既需要建立在基础医学和生物学的坚实地基之上，又时常受到基础医学和医院投入的挤压，公共卫生的研究资金投入，常常让位于其他医学领域。美国在面对大流感之时，医学研究本就落后于欧洲，公共卫生部门更是备受政府的干扰。
公共卫生领域的最重大的问题（也许不是之一）就是对付官僚。彼时的美国，城市的治理仍然依靠传统的精英，如书中提到的纽约的坦慕尼协会，费城的瓦雷集团。然而这些“精英”们短视而自私，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玩弄权术超过了他们对城市居民应尽的责任，当危机爆发，又胡乱作为，罔顾专家的专业意见，展现出他们巨大的无力感。
机构如同人类，会逐渐养成自己的性格，但是也会逐渐映射人性中那些不好的东西。机构本能地扩张、自私又野心勃勃机构不会自我牺牲，不会通过创造来应对改变，而是不断试图封锁，这也是机构官僚化的基础。
4. 未来可能的大流行的原因
大流感一定会重现，原因有5点：
更多人的免疫系统受损；贸易扩张导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社会行为改变，外出就餐比例大幅增加；社会供应链紧张，既会影响疫情期间的物流，也包括医疗资源挤兑，现在的供应链和医院效率都太高，以至于缺乏系统备份；传染病控制机构要应对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对流感和肺炎的监控缺乏经费。
二、流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大流感？病原体是什么？
“H1N1”是1918年病毒的名字，由血凝素（15种）和神经氨酸酶（9种）编号构成病毒名字，这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知识。
流感病毒的传播更高效，也能够避开免疫系统。流感病毒避开免疫系统靠的是本身（抗原）变异极快功能又不受影响，极快的变异让免疫系统跟不上。流感病毒的变异快到甚至在感染一个细胞之后大量复制过程中已经变异，导致细胞死亡之后离开死细胞的成百上千的新病毒，已经是大量类似又有微小不同的病毒群。
从对欧洲疫病的历史研究来看，16世纪以来欧洲每个世纪都会有2~4次的流感大流行：
“立刻袭击并肆虐了整个欧洲，几乎殃及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1510年）；
“在短短6周内就席卷了差不多所有的欧洲国家，其中只有几乎不到1/20的人幸免于难”（1580年）；
“人们染上了……像是瘟疫的东西”（1688年）；
“无论身体状况如何，所有人都被它侵袭了……身体健壮的跟那些体弱的人一样被击垮……包括最年轻的和最年老的”“疾病几乎遍及所有家庭，无人逃脱，尤其是在波士顿，很多人受感染，有些人受感染的方式奇怪而非同寻常，在一些家庭中所有人一起发病，一些镇上也是几乎所有人发病了。这简直是一个疾病时代。”（1693年西班牙，1699年美国）。
应对大流感时，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已经建立了正确的范式：
首先，需要了解流感的流行病学，即它会如何表现又如何传播。
其次，需要了解流感的病理学，即它在体内做了什么以及疾病的精确过程。
第三，需要知道病原体是什么
流行方式研究，是看能否切断蔓延；病理学研究，看能否介入治疗；病原体研究，看如何刺激免疫系统或者杀灭病原体。1918年大流感当中，医学家们对流行方式和病理学的研究是成功的，拯救了许多患者，然而对病原体的研究却是失败的。
1. 判断病原体需要遵循科赫法则
流感病毒不仅能突变，抗原漂移，还能基因重排，特别是两种病毒同时感染猪。这都使得流感病毒非常难以控制，也增加了准确判断流感病原体的原因。事实上，直到1920年大流感几次肆虐，医学家们都还没有准确地找出大流感的病原体。
判断瘟疫病原体必须遵循科赫法则：首先，研究人员必须在这种疾病的每一病例中都找到这种微生物；其次，他们必须分离出这种微生物纯种；第三，他们必须用这种微生物接种易感动物，并让这些动物患上此病；第四，必须再从这些实验动物身上分离出这种微生物。
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死亡，与时间赛跑的医生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判断病原体，他们没有严格按照科赫法则进行实验。
2. 流感病毒如何杀人
定义传染病的危害的指标是“过量死亡”，即实际死亡数量和预期值之差。大流感造成的过量死亡，有估计为5000万人，也有估计超过1亿人的，当时全球人口约为17亿人。
流感造成了人体各系统和器官的崩溃，会造成大量复杂的症状，病人有全身反应，免疫系统在最后一刻启动会带来我们熟知的所谓“回光返照”，而致死的原因，却也很多时候就是免疫系统的反应：流感致命是因为免疫应答、因子风暴。
流感削弱免疫力，肺炎杀人。
大流感会在患者感染初期造成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和病毒性肺炎。病人，特别是身强力壮的年轻患者，很多都迅速被肺部剧烈的免疫反应杀死了，然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和病毒性肺炎可能只贡献的少部分的致死病例，继发的细菌性肺炎才是更致命的杀手，其可怕的地方在于细菌的抗药性。
免疫应答和因子风暴致命，也意味着对流感和肺炎的治疗，可以只治标不治本，帮助病人撑过去，可能是逃脱死神魔掌的正确方式。
除了致命的肺炎，流感病人还会产生大量的幻觉，并且在流感消退之后，仍然受困于表现为精神状态异常的后遗症。有人认为罗宾威廉斯的电影《无语问苍天》的原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苏醒》（The Awakening）一书中描述的患者就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
流感病毒对大脑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可能与嗅球有关。嗅觉是形成记忆的关键因素（普鲁斯特描述的玛德莲蛋糕唤起记忆是个好例子），嗅球和内嗅皮质相连，内嗅皮质和海马体相连。流感进入大脑，巨噬细胞随后而来，浸润和充血也会损伤大脑。
3. 对流感研究的发现
虽然医学家和医疗工作者们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流感病原体，但是对流行方式的研究仍然给我们最多的启示：
经历过1918年第一波的猝不及防，到1920年第二波爆发时免疫力可以确定是起作用的；
1918年大流感年轻人患病比例高，可以推测出这种流感病毒并不是新演化来的，年轻人患病比例高来自于老年人几十年前得过，但当时症状温和没有人注意。新冠肺炎导致老年人感染和死亡比例高，才是病毒性肺炎流行的常态。
穷人死亡率高来自于拥挤造成易传染和照顾不周。
大流行的急迫状况使最谨慎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妥协于猜测，菲佛氏杆菌被错认为病原体，导致了防疫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疫情退去，科学家们才开始意识到是病毒导致了大流感。直到1931年才最终锁定流感病毒为大流感的病原体。
如果不是埃弗里等科学家，以超乎寻常的坦然、以异于常人的积极，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实验结果。否则对流感病原体的研究仍然遥遥无期。
三、对科学研究的启示
科学是超越现有的事物并将其阐明。科学的追求永远是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然而这种拓展，并不像励志文学或者多数浪漫主义的科普叙述一样，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并不来自于单纯的埋头苦干，也不会来自于偶然。科学是最讲究理性的，科学发现的道路同样是遵循理性的规划的：科学发现依靠的是问出那个不可不回答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提出那个不可不解决的问题并分解为可以解决的步骤。
1. 现代医学的诞生体现了科学与哲学和古代学术的分野
“太初有言”与“太初有思”。言是规则和魔力，思是理性和创造。托尔金在中土世界中的基本设定，就是语言是具有魔力的，这是神话中普遍存在的设定，也是人类潜意识当中的共同认识。
赫伯特·胡佛说：“世界靠警句为生。”公共关系依赖于创造警句，凝聚共识，是艺术也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然而科学不能靠警句，靠语言的魔力来实现。科学依靠的是严密的推理。
“我能知道什么？”——科学并不关心为什么能知道这些，只关注真理和知识范畴的扩张，在这一点上，完成了与哲学的分野。而“我如何得知？”则分界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学术。
自库恩定义范式以来，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科学与哲学、科学技术与古代学术的区别。形成范式和范式变迁是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正确和真理本身。科学研究的过程在于不断侵蚀旧范式的根基，推倒旧范式，产生新范式同时解释旧的和新的认知，库恩的范式理论同样容纳了证伪的思维和西方文化的底色，即对真理的质疑。
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说：“科学教我们怀疑。”医学研究和现代医学的诞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识：科学只关乎客观事实。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最大不同就是实证主义，中医到今天仍然是思辨的，在智力上自视甚高。
医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一个有用的结果不仅是可重复的，还必须是可拓展的，仅仅正确是不够的。
2.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提出那个不可不解决的问题并分解为可以解决的步骤
大流感带动了基础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极大进步。大流感自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应对呼吸道传染病的最佳方案：口罩隔离（1918年，格兰特军营，卡普斯：控制传染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避免人群过度集中）。除此之外，还有基础科学的经典案例：对大流感的研究诞生了盘尼西林和对DNA载有遗传信息的认识，开始于寻找肺炎的治疗方法，最终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大流感给科学界的启示，还在于科学是如何进展的。
为什么有些非常聪明的人却没有做出伟大的科学成就呢？他们不缺乏推理的能力，却最终迷失在事实的海洋中。这是因为科学成就往往并不依赖智力而是依赖于判断力。
科学的最大挑战是提出重要的问题，划出边界，并分解为若干可以解决的片段，要找到“言”当中尚且含混不清的地方，并假“思”以找到解决方案。科学研究需要摒弃不重要的问题，对准一点以一定的原则不断深入追问。
研究工作中判断力更重要。即使天才如爱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年轻时就锁定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如果我追上光会看到什么？如果我自由下落会看到什么？”），并且分解为一系列可以解决的片段（两个问题分别代表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核心），他一样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当然，科学也需要持之以恒，可以说研究者分两类：四处游荡捡拾现成金块的人和盯住一点拼命深挖试图找到矿脉的人。那些拼命深挖的人，最终为人类带来了最多的知识财富。
3. 科学工作者的分类以及科学家领袖的能力
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研究有不同方法，这来自于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不同目的。
第一种科学家把科学研究作为改善社会这一更大目标的途径——这样的科学家训练有素，有条不紊，但是明确的目标也会阻碍他获得更高的成就；
第二种则把真理作为实现个人追求的崇高目标，是科学家的缪斯——这样的科学家最终会受制于个人能力，总有一道天花板让他不得其门而入；
只有那些既有艺术家的眼光通观全局，分解问题到可以解决的程度，又像狩猎者一样凭直觉发现不合理之处，穷追猛打，最终解决高难度的问题——这样的科学家必须高瞻远瞩、细致耐心、坚韧不拔。他们不断扯动哥帝安之结，最终把丝丝细线拆开，重新编织成科学的托加。
科学研究不仅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科学家领袖，他们一定是这第三种。
首先，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需要领导者的思想：把问题分成可以解决的小块，吸取每次失败的教训，征召具备特殊才能的人解决特定的问题，不能把资源堆在问题上等待有人能去解决。而且，有些时候要懂得何时放弃。
这样的领导，要有直击要害的敏锐，对事实要富于想象，以及寻找事物之间联系的热情。
其次，科学家的领袖要具备个人魅力。他们往往自信和安逸，让人放松条理清晰让人体会到世界的广博富饶和丰富多彩神秘感和距离感。日常的经验的世界往往让知识分子感到恐惧，只有待在那些自信而安逸的领袖身边，知识分子科学家才能够发挥最多的创造力，构建他们的理想世界，并把理想世界投射到现实中来。
第三，科学家领袖必须能够力排众议，才能在转瞬即逝中抓住异常数值，对问题穷追猛打，对异常的深究才能成就科学发现，而这需要对资源的调配能力。
最后，科学家领袖从行政转回专业研究是有风险的，他在专业研究上必需的能力包括：创造力和领导实验室进行研究，分解问题，吸取教训，合理安排人才的能力，这些都是专业研究而并不是行政工作。科学家领袖事实上是不能完全脱离专业研究而专门从事行政的。
四、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众神已死，诸战皆休，所有的信念都被动摇。——菲茨杰拉德
一个意外的事实是，持续2年，杀死成千上万人，破碎无数家庭，几乎瘫痪了人类社会的大流感，居然没有留下什么文学影响，特别是要记得，当时西方有着最优秀的一批纪实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家都几乎不去写大流感，可以说，流感让一代人自闭。瘟疫留给人们创伤却没有好的作品传世，直到下一场瘟疫来临，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愿去谈论死亡，假装死亡是意外，是罕见的，不正常的。
流感不仅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亡，造成了阶段性的社会瓦解，而且留下精神问题和大量的后遗症，让世界长久的受难，改变了整整一代人。流感不是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是不愿再回首那一段岁月。他们应当也曾不断追问为什么，“Why me?!”，最终明白，我们往往只是在努力为不幸寻找原因，以求得给无力感找到一点点安慰罢了。
流感比战争更危险，杀死了更多的人，也比战争更让人绝望。流感带给1920年代困惑、背叛、痛苦，和虚无主义。人越感到绝望的时候就会有越多的希冀，希望和绝望是伴生的。
五、大流感的社会背景和对社会的影响
1.进步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于所谓的“进步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因为战争精神分裂，美国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和对技术、对知识精英的信仰。
进步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管理、对精密的设计的信仰。哈佛商学院于1908年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传授“科学管理”，后来就是推广著名的泰罗制。福特的流水线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科学管理和科学设计的信仰。
第一位现代建筑大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曾说过，形式随功能而生。20世纪初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应该让知识分子来设计社会的形式，以满足社会应有的功能——让我们生活的更幸福。
进步时代使每个领域都产生了专家，提高了效率，进步时代让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可以设计的。
2. 世界大战让美国放弃了原则
最大的背信弃义是以错误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T. S. 艾略特，《大教堂谋杀案》
1996年的电影《勇闯夺命岛》（The Rock，也译作《石破天惊》）当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反抗不公现实的汉默将军引用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自由之花需要暴君和爱国者鲜血的浇灌才能盛开”，以表达自己对美国精神的信仰，对现实的不满，同样对现实不满的老特工（肖恩康纳利扮演）却引用了王尔德，“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反唇相讥。两个人的对话符合他们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身份，同时也反映出美国文化中道德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两面。
美国在一战的前期隔岸观火，直到1917年才下定决心插手欧洲。威尔逊总统声言，美国不应该加入这场战争，但是一旦加入就必须打赢这场战争。美国战争机器的开动，意味着前面进步时代那些美好追求被放在一边，而进步时代带给美国的效率至上、服从知识精英的设计的那些不人性的一面开始显现出来。
“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Hiram Johnson，加利福尼亚参议员，1917
可以说内战让南北方统一，而一战才真正把美国的多民族凝聚成美利坚民族——但依靠的是威尔逊的暴力独裁。此时美国通过取消工会，这是完成战争准备的必要步骤——提高社会生产率，很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变成了计划经济，服从于战争；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信仰出现了动摇，告密成为时尚；甚至众议院拒绝了反战的民选议员，部分人民的意愿此时不得不屈服于更多数的人，这已经和美国立国的共和理想相去万里。
这时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守住自己社会良心的底线，他们支持了大资产阶级的战争意愿，他们的态度更加推动了民意。
那个时候，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为平等权力斗争的左派也会化为十字军战士，急不可待地迫害动作稍慢的同胞，即使他们曾经是最热忱的国际主义者。一旦开始以邻为壑，社会就会走向瓦解。知识分子和左派，之所以成为社会的良心，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个人主义，他们屈从于群体本能就会助纣为虐。
《大流感》当中引用了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著名的“身陷绝境”电令，他的命令激发了英国军人最强的斗志，电令以这样的话结尾：“面对必须背水一战的境地，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秉持正义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奋战到底。家园的安危以及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我只想说，正义的说辞大抵如此。
3. 流感假手巴黎和会上的威尔逊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甚至还有21世纪
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是巴黎和会的亲历者，他说：“我们身处财富的淡季……自人类存在以来，从未有一次会如现在一般将人类灵魂中的精华燃烧得灰飞烟灭。”他坚决反对过度惩罚战败的德国，然而没有人理他。
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带着描述国际主义的文书而来，却最后屈服于法国。后来成为助理国务卿的贝勒当时在美国外交部工作，他写给威尔逊一封措辞激烈的辞职信，责备威尔逊背弃了他口中的理想，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政府现在已经应允了将这些世上苦难的人推向新的压迫、奴役和瓜分——一个充满战争的新世纪。”
威尔逊曾经呼吁，持久的和平只有通过没有胜利的和平才能获得，然而在一战接近结束的时刻，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说：“正义和成功的武力将成为世界的绝对法则，会将所有自私的统治打倒在地。”对绝对力量的信仰，可能这才是威尔逊的真实想法。
无论如何，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表现大大受到流感疾病的影响（虽然有历史学家对他患病的原因有别的看法，但流感似乎是非常合理的解释），病床上的威尔逊无法阻止克莱蒙梭驱使着法国及其盟友洗劫失败的德国，严苛对待德国加剧了德国的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德国人民的愤怒和暴躁，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巴黎和会促成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并最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
流感竟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假手威尔逊左右了整个20世纪的走向，甚至还包括21世纪。
4. 谣言、真相与社会瓦解
“适用于世上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思想得以提升。”——加缪
可惜加缪错了。他们的思想没人相信和学习。人们宁愿相信谣言。恐惧和谣言唯一的敌人就是真相，可是真相总是不受欢迎的。
大流感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然而大流感对西班牙的影响却很小。1918年主要的欧美国家忙于战争，媒体很少关注正在蔓延的疫情，对正面宣传的要求也不允许媒体太多报道。保持中立的西班牙，虽然流感并不严重，但是媒体上报道很多，反而成为了当时最多报道流感流行的国家，留给后世一个名不副实的名字，甚至后来其他国家报道西班牙的疫情还多过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乐于报道邻居的灾难的。
但这错误的名字，还算不上围绕大流感的什么厉害的谣言。
最可怕的是死亡缓慢地步步紧逼，而你束手无策，此时的人，会抓住任何的救命稻草，相信任何不堪一击的谣言。恐惧，而不是疾病，几乎在1918~1920年粉碎了西方社会。恐惧源于愚昧，愚昧以恐惧为武器撕裂社会，消灭文明。
大流感的影响不仅是当时的住院和死亡，还包括一段时期的社会瓦解，以及更远的精神问题和后遗症。
“我们哀悼他，也哀悼着自己。”——当时的纽约公共卫生部门的实际负责人帕克这样说。流行病的应对必须隔离，但是没有人是孤岛，对抗流行病的前提是社会不能瓦解。社会不能是达尔文主义的。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信任是社会化的基础，疫情冲击社会走向瓦解的最大助力就是塔西佗陷阱。
人群当中传递的信息本就不是真相的如实反映,不执着于真相，应该在乎的是什么呢？是观念。是观念激发人的灵感和共识，而不是真相。所谓“媒介即信息”（Marshall McLuhan）。当谣言成为主要的媒介，塔西陀陷阱就很难避免了。
卡普兰在《荒野帝国》中说，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两侧最大的不同是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维护程度。相信自己有未来的人才愿意花费现在的金钱维护未来有用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维护公用事业设施是为了长久的支付能力，人民会为了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而投票。
可是当死亡迫近，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人民会如何投票呢？
没有汽车行驶的现代化城市，是死掉的城市，大流感期间经济冷冻了，汽车停止行驶，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停止了运转，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给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城市停止运转是社会瓦解的一种表象。
是恐惧，而不是疾病，也不是隔离，让城市停止运转，社会瓦解。
5. 实证主义改变了西方哲学史，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对社会学的教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医疗实践导致了“治疗虚无主义”，医生们既对传统的医疗手段不抱希望，又不知道该如何取代这些医疗手段，他们有时候甚至求助于更虚无的东西。理性的代价是信仰的破灭，但只是暂时的破灭——理性之光最终还是照进了医学实践的现实，又或者，医学实践驱逐了虚无主义，甚至更加广泛地影响了思想史：事实上，经验主义哲学就肇始于医学实践和思辨，是休谟遵循洛克的路线，学习林德医生证明酸橙对败血症功效的对照实验，发起了一场“经验论”运动，最终成就了经验主义哲学，深刻的影响了西方哲学和政治学，而洛克的路线，正是就源于他作为医生经验的总结。
医学和科学技术发展曾经导致权威崩塌，是科学带来了民粹主义吗？
循证医学和理性主义在科学上的胜利颠覆了传统医学在西方的地位，差不多就是哈耶克认为理性主义入侵社会学研究的时刻（哈耶克认为是黑格尔和孔德共同开创了这个传统）。
大流感的教训是，在自然的恐怖力量面前，人的语言是苍白的。
六、生命就是对抗腐朽
人类自称为“现代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业化实践当中投下自豪的影子，不再愿意屈服或者是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界，而是尝试控制自然。大流感就是这种控制和对抗遭遇的当头一棒。然而人类不会放弃。
我们也许可以说，生命是对抗腐朽，而现代性是对抗自然。
柏格森认为，宇宙的原动力是无限创造的生命力，即生命冲动。即使不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医学最重要的结论也是这个，生命就是对抗无处不在的腐朽，生命是自然的，腐朽也同样是自然的。生命是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对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不可逆。
我们还可以说，真正的自由是不恐惧。生命中的自由，就是对死亡的不恐惧。
附录：延伸阅读：
Horace Judson, <Eighth Day of Creation: The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 of Biology>
Kennedy, <Over Here>
Jensen, <Price of Vigilance>
Vaugh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Bourne, <War and Intellectuals>
卡内蒂（Elias Canetti），《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
“有人说世界将焚身于烈焰”，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1920年的诗作中写道，“而冰之力量/亦能成此大劫。”——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火与冰》(Fire and Ice)
读罢《大流感》掩卷而思，愿人类不再遭此大劫，却也明白必然还会遭此大劫。总有些英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人类能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学到的多一点点的东西吧。
首发于财新专栏：读《大流感》:生命就是对抗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