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武汉没有那种隐形的封口令，信息会在1月10左右就会大幅传播，这样，最起码人群就不会有各种聚集，也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封口令呢？
因为负责人会考虑各种各样的多种因素，进行权衡，一旦他权衡错误，就可能会带来灾难后果，大众可能就变成了牺牲品。
可表面上从他的工作职责上来看，他也没有失责，也是按流程办事，制度上也没有规定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办错顺序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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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情景。
有一条大河，碰到雨季暴涨，有可能会带来洪水。上游有一个大坝，封堵起来有些困难，作为领导者本身也很难确定，是否真的能安全堵住。
如果这时封闭信息，那大众虽然知道大概有这个险情，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于是大众就只能盲目的相信这个领导者，别无选择。
如果这个领导者发布安抚情绪的讲话，那大部分群众就会认为没什么风险，不做任何防范措施，这样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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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消息封闭措施，消息可以自然扩散，那大众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细节。
同时领导者也只发实际情况的消息，没有任何偏向性，把各种可能性都告诉大众。
那大众就可以根据消息细节和官方信息，综合判断，自己进行选择。
这样选择权就在大众自身。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谁也没法埋怨，最起码没人骗自己和误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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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最大的难点是打击真正的谣言，毕竟总是有各种目的的人去散发各种谣言。应该增加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其实，如果官方能保持一贯的的客观和中立，大众自然也就不会去相信什么谣言。
同时官方加强和社会的沟通，第一时间解释大众各种的疑问，也就没有谣言生存的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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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通过武汉肺炎这件事，应该在立法上有一些改变。
最主要的就是明确消息封锁的权限基础。
不能说一个医院，一个领导，就能轻易的给职工封口，应该限制住他们的封口权限边界，让他们的这种封口令变成非法事件。
当然，每个国家也应该有相应的保密机制，这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就得制定明确的制度，只有什么样类型的消息才可以封口，涉及大众利益的不允许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