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跌跌不休,大伙心情郁闷。闲来无事,我给大家讲段古吧。
红军长征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根据地胜利会师结束,历时742天。长征总里程为六万五千里。其中,红一方面军(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红军)行程为二万五千里,红二十五军行程近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一万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两万余里。
长征开始前红军共计有30余万人,胜利会师后,红军仅剩3万余人。胜利抵达终点者仅十分之一。
长征减员分战斗伤亡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两种情况。毋须避讳的是,由于严酷的斗争环境,部分干部战士因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离开红军队伍,一路开小差、逃亡者较多,所以部队减员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非战斗减员。
比如,承担大搬家物资搬运的中央教导师,“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时为红一军团第三师第一团总支书记肖锋的日记,对长征中逃亡现象做了真实记录。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三十七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
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更加值得后人尊敬。
也只有他们才配享受最终革命胜利的果实。$三聚环保(SZ30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