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的一天，浙江省省长柴松岳的秘书将一份省长批件交到时任省委秘书长的蔡慧明手中，这份文件是由原浙江省国信控股集团董事长王钟麓写给老省长沈祖伦的两封信。
两封信件的核心内容为：建议受让浙江商业银行。
在这封信上，有沈省长的批示——松岳同志阅以及柴松岳省长的批示——转惠明同志阅酌，正是这两封信及两位省长的批示，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第一家由本省出资组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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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2002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不久，经济也得到了全面的复苏，但在浙江省内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商业银行因先天不足的原因，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良贷款率直线上升，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更是先后发出预警：
如不采取措施。可能出现金融风险。
收到此消息的柴省长立即与时任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取得了联系，提出了希望浙江省能有一家由本省出资的商业银行的愿望，同时愿意接收浙江商业银行的股份进行资产重组。
于是，在浙江商业银行大股东中国银行的支持下，把浙江商业银行的股份转让给省里，进行资产重组，既能满足浙江省拥有本省出资办的银行的要求，又能解决中国银行的一个风险隐患，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但在随后的具体操作流程上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中国银行的中央直属企业，资产归财政部监管，如果采取行政划拨，必须经过财政部的批准，中国银行没有这个授权。如果按零资产转让，则意味着中国银行就损失了在浙江商业银行的全部投资，无法向财政部交账。
设立银行的权限在中央，要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其权限也在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因此，获得国务院领导和人民银行领导的支持成为了这其中的关键一环。为了使事情顺利的推进，他便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求助总理。
同年9月，柴松岳在收到朱镕基总理的的回复信后，亲自率队赶赴北京，那一次团队中除了蔡慧明外，另一位随行人员也成为了日后浙商银行筹备的关键人：时任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的龚方乐。
很快，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便组织召开行长办公会议，研究了浙江省政府关于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的意见，会议同意由省政府引进当地民间资本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明确收购重组后的银行不含外资股份，纳入中资银行进行管理；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人民币；总部可由宁波迁往杭州等。责成银行管理司会同有关司局及上海分行按照上述意见办理。
至此，浙江省多年的银行梦终于要实现了。
2
祸福相生
2004年6月30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外合资银行重组、更名、迁址、改制为浙商银行，同年8月18日于杭州正式开业。
取名“浙商”，意在表明这是浙江商人投资兴办的银行，以浙商精神为基石，具有浙江商人良好的经营理念、经营作风和经营业绩，有利于银行借助浙江商人和浙江经济的良好形象发展业务。同时，这还体现出了对“浙江商业银行”这个名称的继承和扬弃，也符合银监会“新设银行最好不以区域冠名”的要求。
成立时，浙商银行有15家股东，其中浙江省交投集团、万向控股、旅行者汽车集团并列第一大股东，浙江广厦、轻纺城、恒逸集团、横店集团并列第二大股东，民营企业占股超过了8成。
作为浙商银行筹备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蔡慧明和龚方乐也分别成为了浙商银行首任董事长及行长。
在经过短暂的过度后，蔡慧明也到了退休的年纪。2006年12月25日，浙商银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原衢州市市长、浙江省商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达洋为董事；当天，浙商银行又召开董事会会议，选举张达洋为董事长。
张达洋成为蔡惠明之后，浙商银行第二任董事长。
张达洋与龚方乐组成的领导班子，曾被外界寄予厚望，毕竟二人年龄相差仅四岁，同为浙江人，又都属青年才俊。
不过事与愿违，二人在脾气性格方面的不合直接导致了浙商银行内部的龙虎斗，在矛盾最顶峰时，甚至有传言，A指使他人在B办公室安装摄像头，拍摄了B的偷情画面，交予纪委。
最终，一位做了10年行长，一位做了8年董事长。因为内斗，两人双双离开浙商银行，出任正职待遇的“虚职”，还搭上了一位能力超群的女董秘，这在全国银行系统亦不多见。
2014年7月中旬，衢州市市长沈仁康接替张达洋，出任浙商银行董事长。2014年7月22日，浙江省政府研究决定：龚方乐任财通证券董事、副董事长。此后，浙商银行行长由农行香港分行行长刘晓春接任。9月2日，浙江省国资委正式任命：张达洋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委员。
这出宫斗大戏也伴随着二人的离任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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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道超车
沈仁康的到任也给浙商银行带来了全新的战略发展，其在任的8年时间里，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同时，沈仁康也带来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张长弓。
2015年1月，张长弓离开工作多年的兴业银行，加入浙商银行担任行副行长。同年7月，兼任该行党委委员。
在浙商银行任职期间，张长弓被委以重任，曾负责最核心、最重要的利润部门，浙商银行也一路狂奔，资产不断膨胀。
2013年，浙商银行总资产仅4881.17亿元，2015年达到1.03万亿元，2022年底达到2.62万亿元，期间相继完成H股和A股上市布局。
2015年6月，除了A股的一片哀嚎外，中国资本市场爆发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斗争“宝万之争”，由姚振华控制的宝能系公司以加杠杆方式多次举牌万科，截止到同年12月，宝能系持有万科股份的比例达到22.45％，引起资本市场极大震动。
而张长弓又被看作是这一出大戏中的关键人物，根据财新杂志报道，浙商银行理财资金通过浙银资本通道，输血130亿给宝能，成为前者举牌万科这场大戏中最重要的“炮弹”。
浙银资本的成立时间正是在2015年，由浙商银行资本市场部牵头成立。刚成立时，张长弓担任浙银资本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彼时他还担任着浙商银行副行长职务。
根据业内人士的解读，浙商银行通过浙银资本，绕开《商业银行法》的“银行资金不能入市”等规定，开启了投行业务，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浙银资本对外投资了100多家有限合伙基金，注册资本金均为1000万元。
正是通过这些渠道，浙商银行将理财资金投到一二级股权市场，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相关领域，比如输血132.9亿元给宝能系。
在“宝能系”事件曝光之后，监管介入，要求浙银资本切割与浙商银行的关系。此后一段时间，浙银资本大股东由浙商银行变更为沈国军为实际控制人的银泰集团短暂代持。
2017年4月，由30多家顶尖浙商出资共同成立的浙江产融集团正式成立，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其注册资本高达千亿元，法定代表人是王卫华，经营范围涉及实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受托企业资产管理等业务。
在其合伙人中，拥有多位地产大佬，包括泰禾集团、和润集团、新湖中宝、保亿集团、新洲集团、宜华企业、顾家集团等。
在成立的第一年，浙商产融合并管理资产便超2000亿元，当年净利润近7亿元。
浙江产融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沈国军手中全资收购了浙银资本，收购后，浙商产融继续充当浙商银行“投贷联动”的平台通道，这种弯道超车的打法令浙商银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但也带来争议，经济下行，尤其是房地产业衰退所导致其风险无法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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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
今年2月6日，浙江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原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同日，浙商银行董事庄粤珉宣布辞去非执行董事职务。
在沈仁康被查前，包括原副行长张长弓、、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邹建旭、上海分行行长顾清良、深圳分行行长邹建旭等高管纷纷落马，另有包括原行长徐仁艳在内的9名高管相继宣布辞职。
高管们相继离职或被查，也从一方面印证了浙商银行目前的困境。
作为投贷联动打法重要渠道的浙商产融，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合伙人们也纷纷陷入自身的困境，天眼查数据显示，这些合伙人中多达9家企业被列为“有失信”或“被执行”，如康美实业、泰禾集团、和润集团、铁牛集团、宜华集团、刚泰集团、浙江永利实业集团、鸿达兴业集团等。
甚至还有一些合伙人弃坑而去。
此外，近年来，浙商银行还频繁出现在暴雷企业的债权人名单中，从乐视控股、安信信托再到康美药业、北方正大以及浙江本地的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几乎是逢雷必踩，逢踩必爆。
根据2022年年报显示，浙商银行十大贷款客户中，排名第一的正是房地产业，占据了4席，并且房地产业还是浙商银行公司贷款和垫款的第三大行业。截至2022年上半年，浙商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1781亿元，占全行贷款12.09%，该比重在A股上市股份行中是最高的。
在2022年房地产行业处于下行趋势、个别的高负债、高杠杆房企风险暴露的情况下，浙商银行有序压降了房地产敞口，房地产业贷款金额为1668亿元，较上年末小幅下降，房地产行业不良率为1.66%，同时不良贷款金额223.53亿元，同比增长8.16%。
承载着浙江省希望的浙商银行，以众星捧月的方式成立，却在激进的打法和冒进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使风险一步步扩大。
但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在第四任董事长陆建强的带领下，在2023年一季度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趋势，
根据财报披露信息显示，一季度浙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57.80亿元，同比增长2.53%。截至2023年3月末，集团资产总额2.75万亿元，增长4.77%；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56.25亿元，同比增长9.91%。
作为与首任董事长蔡慧明同样出身于省委秘书长的陆建强，也许能接过老领导的衣钵，将浙商银行重新引上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