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的谦抑性原则里，刑法本身就是很特殊的，应该会考量主观恶性，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强弱，如果类似于一个仙人跳团伙，多次多受害人，则社会危害性就较大，发现线索就可以跟进，如果仅是特殊关系人的侵财案件，而且主观恶性不像是人身伤害，杀人等等恶性强烈，且被侵财方未主张，则不理也正常。

司法谦抑是大体没错的，只可惜敲诈勒索不是不告不理的自诉案件。不过，我同意将其列为自诉案件。其实现实里，如果你敲诈勒索的受害人不去报案，绝大多数时候公安也不会来理。

关键不是合法利益，而是非法利益认定。法律永远也不会同时也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之间是两个不同的子集，分手费这种肯定不是法律列举保护的合法利益，但索要该利益不非法，算民俗里的有因利益。而敲诈勒索罪在有因范畴里，如果确定是非法利益，则定罪就容易多了。
这种感情纠纷掺和经济利益，罪与非罪之间是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如果再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执法者不去处理也可以解释。

按根本大法规定的，权利好像有。但义务真没有，瞎扯淡这事，那里来的义务呢？

关于有因索要构成敲诈勒索要件里，索要性质要为非法利益，好像高法有个解释，类似于感情补偿这种的，法律上没有定性为非法，法无禁止即可为，按这解释的法理，再结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陈索要的利益，恐怕不适宜定性为非法。
关于有因无因，举个例子，比如我以掌握达美老师操纵市场证据为要挟，找达美要一百万，否则就到证监会举报，鉴于我和达美素无交往，我这种索要就是无因，我这种行为就基本算敲诈勒索，尽管我举报这事合法合理，也不改敲诈性质，但如果达美欠我100块，我以举报达美为要挟，要我的债权及利息，这就算有因，而且索要的算合法权益，则按高法解释，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午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坚定支持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和义务！

与吴秀波案类似。

1. 分手费很难算做“合法”利益，第一，分身费有合法性来源吗？——真心相爱的两个人，谁的青春不是青春？都值钱；第二，即使经济补偿不过分，那10、20万可以吗？女方索要的分手费过于高昂，在陈露这里是900万，吴秀波案女方索要3700万，这是“合法利益”？太牵强了。我认为“非法”可以得到确认。

2. 就因为是公众人物，所以才以公开其不良私生活为要挟，是为威胁。这里我认为“把柄”确认。数额巨大就不别说了，这是数额特别巨大 X 10倍。

3. 一边有文字证据、视频证据证明女方索要非法财物，且以不给财务则曝光私生活、断你星途，立案调查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吗？立案不是判刑，立案不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有一定的事实就可立案。

我觉得这波陈露想躲过官司，只能希望霍尊向公安标明，给分手费的想法，是出自霍尊之口，而非陈露相逼。

试着从法理的角度浅薄地辩护一下。
首先，陈露索要钱物属于对特定对象的有因索要。
法理即人情，其索要理由也属于一般的人情事故，不宜判定为非法利益。对象也特殊，不具有普遍性，社会危害性存疑。按刑法的谦抑性来说，主动介入民俗道德领域不合适。
其次，鉴于被索要方为公众人物，陈露网上发声的行为，可以辩解为借助舆论寻求社会支持，其表达的是双方交往情况，和对方的人格评判及依据，没证据表明其发言有主观捏造事实的地方。公开发表言论表达其索要诉求，这种声索公开化的行为和胁迫之间的定性，存在模糊地段，胁迫的证据未必充足，如果刑法干预，和上位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保障相冲突。
总之，如果不再有更多的证据爆出来补充威胁要挟的主观恶意，侦查检查机关介入的理由恐怕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