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先遭轰炸、炮击、烧杀奸掠，后来就沦陷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维持会”来撑局面，百姓过的是近乎亡国奴的生活。我们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毕竟没有一般小学中学的热闹生动。我就愈加偏爱于绘画、看课外书。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木心：《战后嘉年华》，《鱼丽之宴》，木心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1页）
我从小是在家里请家庭教师授业的，家里的藏书非常多，古文是有系统地读。再加上看一些世界性的书，我是读着《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的作品长大的。（陈晖：《木心：难舍乌镇的倒影》，《名仕》，2006年12月）
我在考入正式的大学之前曾是六个家塾教师的门生，四个是被淘汰了的，两个是历久不衰的学问家，教中国古典文的是前清举人，一代名儒，教西洋现代文的是东吴大学早几届的文科学士，杜威博士的高足，二师言之谆谆，诚心诚意要我学贯中西，我却是东风西风过耳即忘，此心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木心：《海伯伯》，《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刘瑞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