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为卷首文章发表于《投资研究》2024年第4期。这是我们团队基于自己研发的TIMG指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完成的第二篇关于普惠金融的实证研究论文。关于TIMG指数的初始论文以及另外两篇相关实证研究论文，可参见以下链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团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的TIMG指数第二版！
王喆、陈胤默、张明 | 测度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基于TIMG指数的特征事实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王喆、蒋殿春、张明 | 寻找新的区位优势：对新兴数字跨境并购的分析——基于TIMG指数
摘要：本文采用2013-2021年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一国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在减贫方面具有普惠性，无论是在老龄化高的国家还是老龄化低的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包容性在数字经济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一、引言
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增长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研究议题。全球贫困问题一直以来是很多国家长期面临的攻而不破的难题。根据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分析2018年全球132个国家，发现仅有9个国家实现了贫困发生率的清零，当前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尚未根本消除绝对贫困（蔡昉，2021）。
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消除贫困增加了难度，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新路径。一方面，全球贫困问题日渐加剧。联合国发布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都出现了人类发展的逆转；同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粮食与能源短缺、极端天气等事件接踵而至，引发全球社会经济变化，大幅加剧了全球两极分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阻滞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导致规模性因疫返贫致贫以及贫困人口“净增长”，使全球减贫态势急性“逆转”（贺立龙和张衔，2022）。另一方面，与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传统经济不同的是，全球数字经济在此期间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被认为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蔡昉，2019）。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技术变革，其在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加强全球经济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探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20世纪中期发展经济学兴起以来，学者们就反贫困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但观点不一。学者们普遍的共识是，消除贫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Page和Pande，2018；郑宇，2022）。贫困的产生可以区分为生存性贫困和发展性贫困。这两类贫困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改变，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基础（徐勇和陈军亚，2022）。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派学者们认为数字经济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劳动者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实现减贫效果（李建军等，2020；何宗樾等，2020；杨飞和范从来，2020；张勋等，2021；陈胤默等，2022）。另一派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因数字鸿沟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增加了贫困发生概率，使得贫困问题日渐严重（Guellec和Paunov，2017；Acemoglu和Restrepo，2018，2019；何宗樾等，2020；胡联等，2021）。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发现多是基于特定国家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缺乏一个全球性、普遍性的结论。受制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困难，当前鲜有文献从国别层面，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在缓解贫困问题方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普遍意义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一国贫困差距，减少贫困人口？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基于2013-2021年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缓解该国贫困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缩小一国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当一国数字基础设施越好、数字市场越发达，该国贫困差距越小，贫困人口比例越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在减贫方面具有普惠性，无论是在老龄化高的国家还是老龄化低的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相对于老龄化高的国家，在老龄化低的国家，数字市场快速发展会增加贫富差距。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包容性在数字经济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总结，提出研究问题；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 设计部分；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为机制研究；第七部分为稳 健性检验；第八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对贫困的影响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议题。现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贫困影响的研究存在争议，学者们多聚焦于探讨一国内部数字经济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在其中，学者们重点从金融视角切入，探讨数字金融对贫困减缓的影响。
技术进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这会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进而影响贫困差距和贫困人口比例。学者们发现，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工资收入差距的拉大。新技术的引入会导致不同部门间工作岗位的再分配，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Schumpeter，1961）。在美国，新技术的发展会导致工资收入差距的拉大（Krueger，1993；Galor和Moav，2000）。
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重要的技术创新，学者们就其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扩大贫困差距。数字创新促进市场集中度和风险溢价增加，期间产生的市场租金主要流向投资者和高级管理人员而非普通劳动者，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Guellec和Paunov，2017）。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在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的影响下，其工资收入存在不均等现象，存在马太效应（Acemoglu和Restrepo，2018，2019）。例如，数字服务贸易对国内收入不平等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更为显著（Zhu等，202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鸿沟问题随之产生。数字鸿沟会显著增加个体消费不平等，数字鸿沟对消费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和数字弱势群体中更加突出，且主要增加更高层次消费的不平等（杨碧云等，2023）。与此同时，数字鸿沟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些家庭的能源减贫和福利，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老年家庭和农村家庭的负面影响更大（Luan等，2023）。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数字经济发展对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智能化的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益贫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杨飞和范从来，2020）。陈胤默等（2022）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有助于降低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在缓解收入不平等上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李梦娜等（2023）发现在中国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
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李骏和谢晗进，2023）。关于数字经济对贫困影响的研究，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分析数字金融对贫困的影响。但学者们得出不一致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数字金融对贫困有正向影响。数字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张勋等，2021）。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罗煜和曾恋云，2021）。李建军和韩珣（2019）指出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从而显著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张海洋和韩晓，2021）。在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更加有利于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进而降低了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彭钢等，2023）。就总体影响而言，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刘魏，2021）；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刘魏等，2021）。
就区域差异而言，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平均将提高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将下降10%（李建军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周立和陈彦羽，2022）。就不同群体而言，学者们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对农户的影响。王静和魏晓博（2022）发现使用互联网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且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大于主观相对贫困。数字金融参与能够在传统金融减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减贫效应，数字金融参与和传统金融参与的减贫效果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董晓林等，2021）。
另一派观点认为，数字金融对贫困有负向影响。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区域间传播极大不平衡，造成数字经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巨大分化和差异，这会造成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会加剧贫富分化（张勋等，2021）。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胡联等，2021）。何宗樾等（2020）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在非洲，政治稳定、腐败控制、政府效能等制度因素决定着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Ashenafi和Dong，2022）。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贫困影响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降低收入不平等，缓解贫困的证据多发现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研究范围多从具体国别展开，数字经济度量指标也往往采用单一指标，其反映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某一侧面。当前，还鲜有文献从跨国层面探索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国别层面来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能缓解贫困？其影响效果和机制是否存在国别差异？这些都是亟需探讨的重要议题。为了解答如上问题，本文采用张明等（2023）编制的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跨国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现有关于缓解贫困的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是聚焦于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汇率估值、教育等因素，还鲜有文献从跨国层面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缩小一国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该研究发现丰富了缓解贫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第二，在数据使用上，本文从不同维度全面度量并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缓解贫困的影响。当前，关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度量，而现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多维指标体系构建较难平衡时间跨度和指标连续性。本文采用张明等（2023）编制的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考虑国家异质性和数字金融包容性，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提出跨国层面的经验证据。第三，在理论发现上，本文研究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蔡昉（2021）指出在发展中世界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这类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这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数字经济视角的实现路径。
三、实证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下文分别就样本选择、数据来源、计量模型构建等方面做具体介绍。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二）计量模型构建
四、实证回归结果
基于实证研究设计，下文分别介绍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基准实证回归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研究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对贫困的影响较为直接。为此，本文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国家异质性做进一步研究。
（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二）国家人口年龄结构
六、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新兴数字业态，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普惠金融充分体现了数字化给金融领域带来的变革。数字金融包容性会影响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减缓一国贫困水平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Banerjee和Newman，1993；Galor和Zeira，1993），但二者也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若是一个国家有较为发达金融系统，金融服务配置较为完善，则有助于该国降低贫困水平（Arun等，2006；Beck和Demirgüç-Kunt，2008）。特别是，金融包容性的增加可以促进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反之，金融服务渠道的不畅和欠缺又会导致贫困问题的发生（Banerjee和Newman，1993）。这是由于，传统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容易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这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李建军和韩珣，2019）。
金融的减贫效应主要是通过满足贫困居民的资金需求得以实现。金融有助于提高家庭的信贷可获得性，使得家庭的选择和决策可以更多地基于支出的合理安排，而不受到继承财富的影响（张晓晶，2021）。例如，通过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生产所需的资金，从而促进就业，增加收入，进而缓解贫困（Chughtai等，2015；Taiwo等，2016；Ali等，2017；Matti，2019）。在其中，金融包容性有助于金融减贫效应的有效发挥。金融包容性的提升兼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双重功能，金融包容性的提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有较强促进作用（赵锦春和范从来，2020）。具体而言，金融包容性的发展可以通过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风险管理、促进能力创新等机制实现扩大再生产（王修华和赵亚雄，2019），从而促进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
数字金融包容性有助于缓解贫困问题。国际电信联盟在《数字金融包容性报告》指出，金融包容性旨在为每个人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如储蓄账户、信贷、保险、支付、汇款和其他金融产品。移动应用程序可以让被排除在传统银行融资之外大部分贫困和偏远地区的人们轻松获得广泛的服务。金融包容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或渗透率），特别是能够抵达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帮助其克服因为没有账户、缺少抵押等原因而无法获得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困难，金融包容性可借由技术（特别是金融科技）助推而得到快速发展（张晓晶，2021）。数字金融包容性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进行支付和存储电子价值的数字交易平台，还有客户使用的设备。这些设备既可以是传输信息的移动电话等数字设备，也可以是连接销售点终端等数字设备的支付卡（徐铖，2022）。
数字金融包容性的减贫效应表现如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低门槛、低成本和信息匹配优势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克服传统金融机构在包容性、配比性以及长期可持续性三个层面顾此失彼的局面（李建军和韩珣，2019）。技术进步正在为金融体系包容服务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Karlan和Morduch，2010）。特别是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许多家庭面临的传统金融障碍，数字金融几乎可以惠及所有人群，特别是过去被金融排斥在外的人群（Yang和Zhang，2022）。而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以帮助减少贫困和刺激经济发展（Karlan和Morduch，2010）。另一方面，数字金融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消费和就业。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显著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张勋等，2021）。“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的融合发展将通过“信息流”融通“资金流”，降低家庭创业融资中的风险，提升一般家庭的创业可能性（湛泳和徐乐，2017）。互联网金融包容性的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张彤进和任碧云，2017）。大力开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益贫式增长（赵锦春和范从来，2020）。
基于上文分析，本文从数字金融包容性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贫困的影响。
（略）
七、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工具变量法
（二）考虑遗漏变量偏误问题
（三）替换被解释变量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3-2021年TIMG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缓解该国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缓解一国贫困水平。当一国数字基础设施越好、数字市场越发达，该国贫困差距越小，贫困人口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后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贫困差距，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在减贫方面具有普惠性，无论是在老龄化高的国家还是老龄化低的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相对于老龄化高的国家，在老龄化低的国家，数字市场快速发展会增加贫富差距。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包容性在数字经济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国别层面的借鉴和经验参考。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减贫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政府部门可以从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市场等方面入手。第二，本文研究发现在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对于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中国是此类国家的代表。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之一。第三，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不能完全惠及所有人群，但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包容度，以更好地实现数字经济的减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