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新书《全球变局》
作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 商学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重新提出共同富裕，有没有新内涵?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要实现的目标。
过去几十年，我们强调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如果过早、盲目地搞共同富裕，最后可能导致共同贫穷。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把政策放开，让大家先做起来。
现在我们再提共同富裕，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实现小康之后，共同富裕就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一以贯之。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一些政策要面临调整，但不是指把富人拉下去，搞“削峰填谷”式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三个群体如何界定?
这三个群体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其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最重要，把中等收入群体确定了，剩下的两头就是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全国每个城市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一样。例如：北京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年收入在 20 万 ~40 万元、有自有住房和小汽车、一年可以出国旅游一次或者国内旅游两三次的家庭；而在贵阳，除了拥有住房和小汽车，年收入为 10 万 ~15 万元的家庭就算达到中等收入标准。总之，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定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等每个群体具体的标准，因为一旦定了标准，政策就会跟着走，有时候还会走偏，导致政策跟不上。实际上，不同城市对每个群体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标准。
为什么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觉得收入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觉得收入低是参照系的问题。1917 年， 当时 27 岁的胡适回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一个月的收入是 300 大洋，相当于现在的 11 万元人民币，比他当时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还高。当时的中国很穷，而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资会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的工资还高。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知识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全国 18~22 岁的青年有 55% 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到 60%，高学历人才数量在增多。事实上，大学本科的毕业生刚走出校门的头三年收入的确较低，但是之后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很多。工资暂时较低不用太 着急，只要持续努力，终究会脱颖而出，收入也自然会提高。不能因为一时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价值。
哪些国家的共同富裕之道值得借鉴?
哪些国家或地区在实现共同富裕这方面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美国人均 GDP 大约有 6 万美元，是我们的 6 倍左右。但美国贫富分化严重，他们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文化，所以搞不成共同富裕，最多是在个别地区试验一下。
北欧国家崇尚集体主义文化，政府拥有 GDP 60% 的再分配权力，而且民众都接受共同富裕的理念。大部分北欧国家的初次分配格局和美国差不多，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但是通过政府税收调节，收入的分配变得极为平均。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大约为 0.27，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的文化背景。
对于中国的共同富裕模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崇尚的是一种什么文化，然后才能确定目标。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究竟多少为好，国际上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向北欧学习也将基尼系数变成 0.27，即所谓的“如何达到丹麦的水平”，那么恐怕我们又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因此，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其最后的收入分配差距应该稳定在哪里。
再来看共同富裕和创造力的关系。共同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不是一回事。北欧国家极富创造力，那里诞生过诺基亚、爱立信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因为崇尚集体主义文化，民众接受共同富裕，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而如果让一个美国人到北欧去，那他可能不仅不再创造，甚至还要“造反”， 因为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文化。因此，共同富裕也好，创新创造也好，主要是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制度特色。两者本身并没有太强的关联，不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才有创造力，也不是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有高创造力。
如果说北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是两个极端，那么中国文化可能就处在二者中间的某个位置。
共同富裕是不是与打破阶层固化有关?
谈到三个群体的收入调节方式，大家很容易联想到“阶层固化”这个词。从数据来看，我们的阶层固化程度在上升。
通过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末出生的人群，观察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其父辈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我们发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呈下降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上升。直观地说，不是父母的知识水平高，子女的知识水平就相应也高。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又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下降。因此，这几十年时间中国的整个阶层流动性呈现的是 U 形走势。
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就如此。现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来自大城市或者县城，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农民子弟还是很多的，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或者学生的精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阶层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规划有关，通常上一辈受教育程度低会导致下一辈受教育程度也低，阶层就这样固化了。而当前社会的人如果不通过接受教育的途径，基本不可能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撑教育的资源都会影响下一代。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的政策没有做到把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还是完全以成绩为分配标准。学校被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然后一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多，三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少，资源最后集中到了少数学校，这不利于阶层固化的打破。
共同富裕为什么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对共同富裕和阶层流动十分重要，应该让大家尽可能享受到更长时间、更平等的教育。有些人为中考分流辩护，说这样有利于学生发展特长。我不认同。十四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如果被过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辈子就毁了。
有人说德国比我们做得还早，孩子 10 岁就分流了。但是德国国内对此的争论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赞成这一制度，但是因为保守派势力强大，这一制度得以保存。
想让教育资源平均化，首要任务是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家长的思想。中小学阶段不应该选拔人才，而应该培养人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果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分流、分级的做法，家长就会因此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像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就不存在这些担心。
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调整是什么?
我认为第一是要保证中小学的教育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教育。
共同富裕作为未来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的长期目标，不会像搞经济建设那样很快见效，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 2008 年至 2016 年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共同富裕既然是一个长期目标，那就要用长期的手段来推进，首先要推进的就是投资教育并促使教育公平化，将资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我期望未来取消中考分流，这将是影响共同富裕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不能用分流手段把 40% 的孩子定义为“你未来是低收入者”，这显然是制度上出问题了，因此要先把这项制度给改了。
我们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创造力和潜能，应该先让他们去试试，等他们到了 18 岁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观后再做决定，而不是在他们还懵懵懂懂时就把其中一部分人抛到一边，然后告诉这些人“你永远在社会底层了”。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税制改革，包括征收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用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从 2020 年到 2021 年，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在房地产、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这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反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和中国内生经济的不确定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确定性，没有看到长期的确定性。
长期的确定性是，随着各国疫情的平稳，全球经济终将进入复苏反弹阶段。2021 年全球经济向好，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表现也不错，社会生活也在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不该再去应对“不确定性”了，而是要准备迎接恢复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所以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悲观情绪完全没必要，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没有看到事情发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业家还是老百姓，都应注意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现在社交媒体上情况复杂，很多人会讲一些极端的话来吸引眼球，大家应注意分辨。一些政策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双减”后，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规范的补习课了，而那些正规的补习课也仍在继续。企业家也应该学会分析相关的政策消息。再比如房产税，都已经讨论 10 年了，而目前也是在试点，而且有 5 年试点期。
当然，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消费不足，这也和疫情有关。很多消费行为对大家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疫情导致不能外出旅游，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当每个人的消费都减少一点，总量就十分可观了。不过我想这只是短期现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费就会慢慢复苏。
我们也不必担心资本无序扩张，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资本运作的底线是不要干政。
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最怕的就是资本干涉政治，这会导致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历史上曾有掌握巨额资本的人干 政，想通过政治来巩固自己获得的经济利益，甚至把国家掏空， 这些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外，要实现技术发展，就得允许一定程度上所谓的过度投资、浪费型投资、重复建设甚至低级消费等。以元宇宙为例。 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认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级，认为他应该像马斯克那样去建造火箭。但如果没有人在元宇宙玩 VR(虚拟现实)，VR 技术就发展不起来，而 VR 技术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和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样重要。
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这些看似低级的消费和股市对科技投资产生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现泡沫，市场和社会会做出合理的再平衡。
图书资料
书名：《全球变局：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
著 者：林毅夫等著，王贤青主编
内容简介：
林毅夫、姚洋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十余位专家学者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迈克尔·斯宾塞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内知名管理学者共同探讨变局之下的经济趋势与个人发展。
13个议题回答全球政经趋势、企业增长与数字化升级、银发经济、中年职业发展等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现实议题的成因与现状，帮助企业与个人谋求发展做好决策。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底层逻辑，把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坚韧定力，解读共同富裕与坚持开放的关键战略，探寻未来发展的风险、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