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过低，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这其中，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而过度偏重投资，又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他认为，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而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