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
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
同时，这或许也是近年来噪声最多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获奖者所倡导的实验方法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经济学诺奖的“成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原本不在诺贝尔遗嘱内的奖项，是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致敬奖”。简言之，是瑞典银行搭车诺贝尔开设的奖项，所以也称作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回顾1969年至2018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累计颁出50个奖项，共有81人获奖。然而仔细梳理，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分支和学派，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系统。
客观而言，过去半个世纪，也的确是西方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因为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达到了极致。全球经济秩序由西方主导，市场经济成为全球主流，尤其是美苏争霸西方完胜的“政治正确”，也使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全球性的“经济正确”。
这样的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后出现了转变，08年金融海啸，美国是危机源头，欧盟是财政（主权债务）危机的接力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
沦落和焦虑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此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再继续颁发给传统和主流的经济学家，转而更关注相对小众和研究具体事务的西方经济学家。
诺奖委员会开始与时俱进，承认并正视资本主义同样存在的现实问题，即贫困。
如今奖项能够颁发给在扶贫研究里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是值得庆贺的，至少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再只强调“完美市场”、“有效市场”、“看不见的手”。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现身于世界顶尖学术颁奖舞台。
官方强调，迪弗洛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女性经济学家。这证明诺奖委员会正尽量摆脱先前的刻板印象——奖只颁给白人、男性，不给女性。
如上两点的改变都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减贫实验凭何获奖？
回到本次获奖者的问题上，如果仅就研究项目所采用的方法论本身而言，其实并不算前沿，也有更合适的人选。
但三位获奖者的贡献恰恰在于：使用了较为新颖、区别于传统的理论方法，研究了一直很重要，当前尚未解决，甚至对有些地区的人口来说，正在变得更为严峻的经济问题——贫困和不平等。
三位得主的最大贡献是基于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
所谓田野实验，一般是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看干预是否有效。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排除一系列其他干扰因素，把所观测到的影响都归因为政策干预。该实验方法此前在西医的药物研究领域有着比较广泛的应用。
在理性人思维的钳制下，经济学家们常常被认为是“冷血动物”。而他们开出的很多经济增长药方在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并不奏效，这也促成了不少的“理论无用论”发声。
所以，当经济学家们将目光收回到一个广泛而现实的问题——贫困和不平等，当经济学被注入了温度时，自然也就赢得了全球的认可。
我们必须清晰的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依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42个世界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7亿（全球人口的一半）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和。而全球80%的相较贫困者一共只占有全球财富的6%。
世界财富收入数据库的资料显示，全球前1%的人在2016年已经掌握了超过50%的全球财富。
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这也是普遍现象，即使是最发达的美国和北欧也不例外。
财富的不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健康的不平等，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1980年至201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有所增长，而最贫穷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令人震惊的是，贫穷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
如果将贫富差距拓展至极端情况下讨论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希望成为以下哪一类人？（单选）
最穷的5%国家中最富有的5%人群
最富裕的5%国家中最穷的5%人群
如果你选择的是前者，那么，恭喜你，你的平均收入只有后者的20%。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水平之下，“宁做龙头不做凤尾”是一个绝对的悖论。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是20%。研究还发现，在穷国，死亡率的收入弹性是6，也就是说，收入每降低1%，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6%。
贫穷就该死吗？当然不是，但贫穷让人失去了求生的手段。夺取婴儿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染病：肺结核、痢疾、血吸虫病、麻风等，而导致这些传染病高发的原因又在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缺乏……
这或许是本次诺奖的一个重要启示，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至少不能只靠经济学家在办公室里码代码，在黑板上解方程，而是要深入到贫民窟中去。在那里，你或许会体会到，一袋维生素的意义，可能大于一篇经济学论文。
所以，经济学需要更有温度，这或许是2019年诺奖的一个重要社会含义。
有温度的Good Dollar项目
在学术层面不断深挖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是经济学家不断求索的领域。从社会现实角度来说，企业有能力也有责任致力于一些具有温度的实践探索。
e投睿eToro在2018年出资100万美元启动的非营利性项目Good Dollar正是在践行这样的价值观。
实际上，早在10年前，e投睿eToro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Yoni Assia就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发表了一篇名为《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 )的文章，概述了这个创新性的全球开源数字货币的基本理念。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然而对于一个肠辘辘的人来说，如果没能先用鱼来填饱他肚子，那么教他钓鱼就是一件不必要而多余的事了。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也比较受关注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原则（UBI）的初衷所在，即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使基本生活的顾虑不再成为任何个人发掘潜力或追求充实生活的挑战。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解决贫困的办法是通过现在被大家广泛讨论的低保措施来直接消除贫困。”
对于无条件基本收入原则，支持和反对的呼声都不绝于耳。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浪费的模式以及对不劳而获者的奖励。
但支持者认为，数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地有很多UBI项目，包括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Mincombe”项目、西雅图和丹佛的“SIME&DIME”项目、纳米比亚的“大试点”项目等等。
数据证明，给需要钱的人一些帮助，带去一点希望，会激励他们中的大多数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完全可以想像，这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多广泛的影响。
而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究竟如何实现。考虑到每个城市，每个国家的基本必需品成本都不相同，并且各地区人均GDP也存在巨大差异，无条件基本收入又将如何计算和提供呢？公平的分配制度将如何运作？政府和组织有责任管理这些资金吗？
Good Dollar项目的优势就在于，它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及智能合约，解决基金管理和问责问题。
作为一个分散的自治组织（DAO），它将是一个由用户控制的，具备社会治理功能的“开放式UBI”，而非依赖政治，受限于国界，由政府控制的“经典UBI”。
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这个模型降低了大额存款的利率，并加入了UBI分配机制，以使利率分配对最不占优势的人带来最大的好处（类似于反向银行）。同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包括全球范围内方便获取，可以自由兑换当地货币，交易费用低等。
目前看来，基于最新区块链技术的Good Dollar项目，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传统的UBI模型，而这样的可行性也让e投睿eToro在全球减贫这一宏观问题上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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