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KTV 的技术上累计投资近两个亿的吴海，对于给最高行政长官写信，他说当时想的很简单，官方要提升营商环境，但是营商环境真正的症结所在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策，而最终通过“各个省、到各个县、各个市、各个街道”落实到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的认知到行动上去具体解决。
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才能引起从中枢到地方的共鸣和共振，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认知和接纳成本，从而让官方也有契机去落实推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策。这个看似“主观推测”的逻辑也共振了经济学理论：宏观，只能承受；微观，才能发力。
成功的底层逻辑：好人
在被问及成功之道，吴海认为，自己出身一般，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甚至比他勤奋的人大有人在，如果真的有什么成功之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诚信。
他对合格的生意人的定义就是“言而有信、精而不滑”，在这个基础上，同这样的人做生意无论输赢都是自己的本事。
关于“好人”，吴海曾经和梁建章探讨过，两个人的共识是“晚上回家摸着自己的胸口，能够踏实睡觉就好了”，吴海坚持认为：“我相信好人总会吃亏，但是我不信好人吃一辈子亏，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拿一辈子试一下”。
而关于梁建章，他“有话说”，因为在他的眼中，梁建章赋予“好人”这个概念，更多的内涵：格局与全局观。
携程创业成功之后，2007年，梁建章辞任携程CEO职务，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和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吴海清晰的感知：梁建章研究人口学是为自己么？完全不是——是为国家，为时代，这就是格局。
人以群分，同频的人才会共振，作为给一把手写信的企业家，吴海对于给行政一把手写信，吴海想的很简单，官方要提升营商环境，但是营商环境真正的症结所在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策，而最终通过“各个省、到各个县、各个市、各个街道”落实到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人的认知到行动上去具体解决。
所以，关隘在于如何让“普通人”能关注、认同和参与，于是在互联网上发公开信，引发关注和讨论是直接也最有效的策略。
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才能引起从中枢到地方的共鸣和共振，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认知和接纳成本，从而让官方也有契机去落实推行高高在上的政策。这个看似“主观推测”的逻辑也共振了经济学理论：宏观，只能承受；微观，才能发力。
吴海打通的关隘在于，政策虽然从规则、制度、条文，真正的核心在于执行的问题。在这个规则体系中，吴海所关注的、探索的甚至开拓的就是，基层如何执行才能解决营商环境问题，从企业的角度呼应甚至推动了政策，而营商环境改进的结果，最终受益的不止是自己。
吴海很坦诚，他热爱这个国家。他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代，对这个社会没有仇恨感，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亲身感觉到觉得整个社会在进步，他就希望整个社会能不断进步，只有这样，下一代它能够活在一个更有尊严更有自由的一个社会里面。所以。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东西，并且我们有能力做一小小的部分，我们就应该去做。
因此，每个人，每个企业家，你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推动一点，这个社会就会多进步一点。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一点微小的事情才能改变。
好人的底层逻辑：道德秩序同频共振
知识性的东西，并不能教会人怎么做事情或者怎么判断东西，除了天生的特质和能力水平之外，人还需要一套用来面对这个社会的能力体系，关于这套体系，向自己欣赏和尊敬的人学习做人，并因此成为更好的人——“教会应该怎么做人，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这种底层价值观是知识无法解决的。
吴海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养成：背后有更多好人的标杆价值与示范作用。
做生意算账是一个本能，即怎样利益最大化。好多企业家他是喜欢赢的感觉，最低要是不吃亏，但是高级生意的格局在于，“甘愿吃亏“。这个问题在卖橘子酒店的过程中，凯雷的老杨成了吴海的标杆。
“梁建章怎么做事的？看到凯雷老杨怎么做事的，看到了任正非怎么做事的“——正是这些标杆人物能形成真正的标杆力量，在同频共振中树立道德秩序，相比较于知识，道德秩序带来的这种标杆力量是社会运动的根本驱动。
凯雷是桔子酒店最大的投资人，在准备卖桔子酒店的时候，吴海以非常职业化的态度和方法给予百分百配合，并且没有对投资人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作为凯雷的老大老杨，主动提出要给他一部分的利益，展示了一种“让人非常尊重“的品质，也驱动着他走在“受人尊重”的道路上。
比如他创立了一家“老同事基金”，表面上是带着当初的老同事们一起赚钱，实质上，则也在建设一种达人达己的秩序空间。
比较而言，知识面的东西，包括AI能够提供的知识的梳理和整合，反而是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