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的这些观点，很有深度，消费问题本身也是大问题！

刘元春：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关键是政府要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政府。

过度刺激短期消费可能导致跨期紊乱、通货膨胀；“今年的产能过剩是我们面临的老的新问题，产能过剩虽然好像是老问题，但新问题是，第一，房地产产能过剩又出来了；第二，钢铁、水泥的产能过剩也出来了；第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飙升得更厉害。”刘元春说。

目前消费率过低是一个“双低”格局，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消费不足，总需求与总供给复苏的不平衡，同时也表现为消费率过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但居民消费占比较低。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

因此，刘元春说，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实际是一个“双低”格局：一是总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二是家庭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什么原因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房地产的调整到底对下一步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要积极研究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金，一定会导致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从而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滑。

消费率过低，是难以构建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政府、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决定了储蓄率过低，因此对于政府功能、行为的改革，是调整的一个重点，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分类性的改革。”刘元春说。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而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刘元春给出的组合式扩消费政策，包括：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极其重要，社会安全网是核心；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主体在国内十分重要；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需要重点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