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作为历史上的争议人物，对他的褒贬也是莫衷一是。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我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必然失败的，说他是比秦桧更坏的奸人也不过分。
先简单说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经过和主要措施，当时宋朝面临的局面是从后周柴荣孤儿寡母手中偷取江山，并用高官厚禄收买前朝官员，因此从宋朝初年开始，土地兼并严重，世家豪强实力就很大。到宋神宗即位后，朝廷连官员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因此才有变法动机。
然而，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以后，王安石核心的几条变法分别是，青苗法，市易法和保甲法。
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代替地方地主，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粮食贷款给农民，等秋收后连本带利收回来，收取20%利息。看起来比当时地主100%甚至更高的利息少多了，政府也确实赚钱了，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农民贷款需要有担保，富户帮忙担保时候收取更重的保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私自加高利息。最终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而农民愈发贫困。
再谈市易法，是政府打击商人囤积居奇，亲自下场进行交易，形成事实上的官营，说白点，就是“国有企业”。然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低下的，为了维持盈利，必须结合权利，导致提供产品质次价高，其他商人无钱可赚，最终导致商业凋敝。
其三是保甲法，就是10户一保，进行日常军事训练，晚上巡逻执勤等，初衷是减少军队开支，提高民兵战斗力。然而实际执行中，里正，乡练等有权利的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折腾民兵，导致投入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百姓怨声载道，本来是为了防寇的，结果很多保丁自己落草为寇，社会愈发动乱，为水泊梁山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历史上对失败原因说法很多，主要有用人不当等说法，但我不这么认为。跳出古人思维的局限性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是朝廷过多的介入了社会管理和经济生活。朝廷是古代的“政府”，朝廷本质是官僚机构，当官僚机构介入经济活动时候，是无法产生什么效率的，会导致社会效率的下降，为了弥补这种下降，朝廷一定是会利用各种手中的权利来维护他们的盈利，当权利和经济手段结合，市场的凋敝和人民积贫积弱就是不可避免的。朝廷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理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和中外的成功发展来看，真正成功的变法不是管，而是放，从文景之治中黄老之术的运用，无为而治，汉朝变得富强；到贞观之治的开放包容，到前些年的改革开放，都是以“开放”和政府收回权利为前提的。
王安石却反其道而行，让朝廷权利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处处要管，却处处管不好，处处要与民争利导致积贫积弱，为后期民变，方腊和梁山好汉崛起制造了社会土壤。
纵观王安石变法，是典型的不顾经济发展规律，一意孤行的结果，从起初就有与司马光对峙，司马光认为市场财富就那么多，朝廷下场争利不对的观点，在今天看都是很有远见的，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眼光还是更为深刻和长远。然而王安石却天真认为，财富不会减少，会更多，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王安石的各项政策，压迫百姓、地主、和商人，使得社会活力下降，朝廷的手伸向社会的哪里，哪里的情况就会恶化，最终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朝廷的收入虽然增加一分，社会总财富却减少二分甚至三分，最终使得宋朝走向了疲敝和灭亡。
很多人评价王安石的时候，喜欢用他人格高尚等方面来拔高他，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应该以私德评价，而要以实际考量。比如希特勒的私德和个人品质是比被大学开除的丘吉尔强很多的，但是他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人类带来甚重灾难。因此，我评价王安石，私德虽然不错，但是对国家的伤害近乎于动了国本，比秦桧坏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古被写进宋史奸臣传，属实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