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周期的顶点
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农民工诗人：许立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2010年1月27日，美国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亲自发布了传闻已久的平板电脑iPad，开启了数码产品的新时代。
四天前的大洋彼岸，19岁的农民工马向前从富士康观澜分厂的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后的几个月中，相继有13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最年轻的只有18岁。
富士康，是iPad的主要代工厂。一个太平洋，隔绝了悲喜。
多年后受妈祖托梦参选台湾省领导人的郭台铭，在那时也慌了神。在第九跳发生后，他没有去找妈祖，而是自己打电话给太原市相关领导，火速从五台山请来了三位高僧到厂区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然而，高僧和乃至防护网也没能阻止其后几个年轻生命的陨落。
富士康这家此前默默无闻的公司，瞬间被推至风口浪尖。海员出身的郭台铭用了30多年，把富士康从一家小小塑料模具厂发展成如今雇佣120万人的巨型工厂。
论起成功的原因，当然不是靠什么牛鬼蛇神，精明的郭台铭心里最清楚。他乘着大陆人口红利的东风，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制造流程和不断将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成就了富士康。而这股源自改革开放的劲风，也让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工厂”。
一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名不堪饥饿贫穷的农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了手指印，分田到户“大包干”。4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和肯定，它把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农民“交够国家和集体的”，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冰封已久的积极性由此被激发，加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人口稠密村庄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指出农民进入城镇务工、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与此同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兴起，用工模式更加灵活。劳动力的解放加上政策的支持使得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输出，从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
2001年末，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加速融入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中。一边是近2亿吃苦耐劳、极度渴望劳动改变命运的农民工，一边是像富士康这类需要大量产业工人的企业。干柴烈火，甫一碰撞便迸发了巨大的生产力。“世界工厂”从此开足马力，为全世界制造从鞋帽玩具、家具到手机、电器的几乎一切消费品。
在近10年强劲引擎的牵引下，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41.3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产值高达1.95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8%。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产值为1.952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9.4%。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在2010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5月1日的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的另一个盛会。在世博会的中国馆内，有一副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的原作通过数字技术被放大了30倍，形成了一幅高6.3米、长130余米的动态大屏。疏林薄雾中，脚夫赶着驮炭的毛驴，缓步而行；虹桥上已是一片喧杂，熙熙攘攘；河边的纤夫拉着船索唱着号子，整齐划一。
千年前汴京的繁华重现于世，千年后，当世界各国还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迷失的时候，中国已经逆势重新站在了繁荣的顶点。
二
矗立山巅，除了一览众山小的豪情，还要面对漫长的下坡路。中国经济在2010年站在顶点后，GDP增速便开始逐年下降，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如同熙熙攘攘的汴京一样，一个地方的繁荣首先是看有没有人。与GDP降速相伴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在2010年开始消退。
2010年，各路专家严阵以待的第四轮婴儿潮并没有到来。更为严重的是，15-64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达到峰值，自此开始调头向下。全国农民工数量增速也在发生转折，逐渐降低。
所谓的人口红利，通俗来说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国在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中，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老人和小孩）则几乎没有增长。抚养率低，财富剩余就多，储蓄就高，转化的投资就多。不用说一个国家了，如今的“421”结构的80、90后家庭对此体会一定更深。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同时叠加产业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家乡务工。在一线城市和富士康一类企业的传统驻扎地东南沿海，外来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少，用工成本明显提高。在北京，装修工人月薪过万，完虐大多数白领。在珠三角，用快手直播招工，而“八级工”已达万元月薪。在长三角，今年春节后招工难，普工返工奖金最高飙至五千元。
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养老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在养老问题的重灾区黑龙江，2016年抚养率为1.3:1，这意味着平均不到一个半在职职工需要供养一个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44:1。
老龄化的加剧，对养老金需求不断上涨。国家公布的养老金每年结余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细究之后会发现，财政补贴也在逐年加大，2018全年已经超过万亿。如果将财政补贴扣除，则从2015年开始，国家当年的基本养老金结余转负，开始入不敷出，而且缺口越来越大。
人口问题不是一个突变问题，它的产生，至少是大约一代人的时间积累出来的。它的影响，同样有迟滞效应，如同养老金问题一样，直到2015年才体现出来。那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在2010年后的GDP这一瞬态经济指标呢？
三
2009年6月30日，潘石屹来参加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拍卖。在会场，他看到一家没太听过的公司——方兴地产。于是，他过去打了个招呼。对方很谦逊，说自己是小公司。
拍卖一开始，小公司方兴地产就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拍卖结束后，潘石屹走过去冲着对方竖起大拇指，“哥们，你牛”。
潘石屹后来才知道，这家牛气的公司是央企中化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而且，在拿地前后，对方分别拿到了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共计245亿元的授信。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中央政府要求其控制的金融机构开闸放贷以刺激经济复苏。为了避免可能的呆坏账，银行本能地跟着政府和大项目走。而通过政策配置手握大项目的国企自然得到了银行的大力支持，除了大规模扩大产能、拓宽经营范围外，还出现了不少对民企兼并的案例。
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到2010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年底，困难重重的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宣布破产，一波三折后，被中航收购。此前，财政部为帮助航空业走出困境，向国有的东航、南航和中航划拨了150亿元。
虽然仅是零星的个例，但每一件都吸引了足够的眼球。一方是国企和充沛的资金，一方是民企和看不见的手。一时间，“国进民退”的担忧扶摇直上。吴敬琏、茅于轼、许小年、黄孟复等重量学者和人物都呼吁关注这一现象，更有甚者，直呼这是改革的倒退。
但是，在2010年的两会上，国务院发言人赵启正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直接用统计数据——包括工业增加值、企业数量、营收总额、利润总额等指标回应，民企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大潮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潮，甚至仍在蓬勃发展。
孰是孰非，只有企业家最清楚。在一次发言中，柳传志坦言：“这块蛋糕（四万亿）民企基本没拿到什么，基本分到国企 [1] 。”直到2013年，潘石屹在第六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还说：“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过去10年时间，它们生存的空间和状态的话，还不是特别好，而且越来越不好。”
数据和感受的背离，反映出了民企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信心。实际上，从一些数据细节也能反映这一问题。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从2010年到达峰值后，就进入了平台期，然后从2011年中开始一路走低，再也没有大的反弹。而国企虽然也在2009年快速超过民企，又在2010年快速回落，但趋势基本稳定，保持了平均水平，并在2016年再次因为政策原因快速拉升。
另一方面，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 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2]。2010年，正当相关报道让移民成为焦点的时候，真正的转折才刚刚开始，当年成功移民美国的人数为772人，一年后这一数字变为2408人，两年后变为6124人[3]。
一直以来，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外部，经济危机让全球陷入衰退，外需不足直接影响外贸。在内部，信心不足导致民企投资开始趋缓。两驾马车动力不足，直接反映在了GDP上。
2010年5月，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力、石油、港口、机场等领域，共计36条。然而，这一条例与2005年发布的鼓励和引导民资的老36条一样，湮没在后来的日子里。
信心一旦缺失，就很难挽回。更何况耳畔还时不时传来“民营经济退出”、“新公私合营”的声音，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胆战心惊。
直到去年，权威人士才给了民营企业莫大的肯定：“民营企业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最高层表示要大力支持民企和小微企业。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尾声
往事构成了历史，2010年，一切似乎什么都没变，一切又似乎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郭台铭为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焦头烂额，传统家电卖场国美的黄光裕和陈晓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股权大战，PC时代的马化腾和周鸿祎还在为争夺用户打得难解难分，而陈年的凡客诚品把互联网营销玩到极致，雷军喝下一碗小米粥开始了新的移动互联网征程。
环顾四周，经济危机后的世界，都陷入了衰退，主要经济体自顾不暇，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土耳其这些昔日明星的下滑比我们更甚。找不到北的世界，开始走向单边主义。
这一年，人口红利的顶峰和衰退，4万亿后的突飞猛进和无奈神伤，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所有因素都汇聚成了一个周期的顶点。
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普通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镶嵌在运转的巨大机器上，哪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人口、政策、产业乃至信心，只是随机器的周期曲线上下波动。
只不过，有时候周期太长，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顶点还是底部。
参考文献：
[1] 柳传志，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上的发言，2012年12月16日。
[2] 张宏、李丽、张斌，《富人移民进行时》，经济观察报，2010年 5月22日。
[3] 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信出版社，2017。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觉得有意思，就点个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