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择周末:东西相争、渔翁得利的南部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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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超级大国雏形正在酝酿

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巨变的十字路口。随着东西方大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这种博弈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西方国家在面对内部经济困境和外部竞争压力时,正在逐渐走向不可避免的衰退;而东方大国虽然在此过程中崛起,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中期调整的阵痛。

在此背景下,南方诸国,尤其是以印度为主,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国家,正在成为新的经济焦点。君择研究所将通过分析数据和事实,探讨东西方博弈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以及南方国家如何从中受益。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入长期衰退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经济。然而,俄乌战争的爆发彻底重塑了欧洲的安全格局。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仅使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还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北约成员国纷纷增加国防预算,并重新评估各自的安全政策。这种情况下,内部的一些分歧,尤其是在对俄制裁和能源政策上,也逐渐显现。

德国作为欧洲的经济引擎,虽然在能源供应上受到了极大影响,但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实力使其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具备一定的韧性。然而,其他西方国家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经济困境。除了潜在的安全问题,能源价格飙升、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或萧条的风险加大。

与此同时,巴以冲突的再度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该地区的动荡不仅影响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安全和稳定,也波及到整个中东,影响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对其全球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面临挑战。更为严峻的是,这一系列的冲突目前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这不仅掏空了欧洲和美国的资源,也难以保障欧洲本身的安全问题。

基于近年来西方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可以判断西方经济将进入增长放缓甚至长期衰退的时期。除德国外,欧洲其他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萧条时期。以下将从经济增长模式、金融系统、产业结构和科技失控等方面详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和逻辑。

首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依赖高消费和低储蓄。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掩盖了表面经济繁荣下的脆弱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0%左右。这种高消费模式使得经济高度敏感于消费信心的波动。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储蓄率也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2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仅为6.4%,远低于同样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这种低储蓄率限制了资本积累和投资能力,同时导致金融体系对信贷和借贷的依赖性增强。为了支持高消费需求,金融机构必须扩大信贷供应,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系统性风险。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高杠杆率和过度借贷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西方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尤其是美国。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依赖于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2022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2.4%。持续的高赤字不仅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也限制了政府在经济下行时的财政政策空间。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3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30%。高债务水平增加了利息支付的负担,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财政灵活性。欧元区内部也存在显著的主权债务风险差异。以意大利和希腊为例,其债务占GDP比重分别达到150%和200%以上。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一旦恶化,可能引发欧元区内部的金融动荡,甚至波及整个欧洲金融系统。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西方国家最大的软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高度金融化,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0%。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过度依赖金融市场,增加了系统性风险。从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和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到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危机,欧美金融体系存在着巨大的隐患。瑞士信贷虽然没有完全倒闭,但其严重的财务问题导致了被瑞银集团(UBS)收购,这一事件被视为欧洲银行业的重大动荡。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水平上升。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约9000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的约8.9万亿美元。这种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通胀和金融不稳定。毫不夸张地说,欧美政府和家庭都行走在破产的边缘,金融系统的脆弱已经是迫在眉睫,重演2008年金融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其次,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了显著的衰退和外迁,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过去几十年,大量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线迁往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制造业就业减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超过500万个。这不仅导致了制造业的萎缩,也削弱了美国经济的基础。制造业外迁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导致美国在高附加值制造领域的竞争力下降。尽管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但传统制造业的衰退削弱了经济的多样性和抗风险能力。

最后,西方国家在高科技产业上依然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但并不意味着万事无忧。从2023年ChatGPT问世以来,人工智能在西方国家方兴未艾。然而,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依赖全球化,特别是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依赖度较高。这种供应链结构在全球贸易紧张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AI的迅速发展不仅冲击低技能岗位,许多白领工作也受到影响。金融分析、法律研究和医疗诊断等领域的工作正在被AI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取代。例如,高盛公司在其股票交易部门使用AI算法替代了大量交易员,导致岗位大幅减少。

人工智能的失控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史蒂芬·霍金、伊隆·马斯克和比尔·盖茨等名人警告我们应关注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深度伪造技术的兴起使得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201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段深度伪造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视频中的她被故意剪辑成醉酒状态,误导了大量公众。这类虚假信息不仅损害了个人声誉,也对公众信任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

各国明里暗里已经在进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这种紧迫性可能导致安全措施不足,从而增加了创建具有意外和潜在灾难性后果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可能性。例如,国家安全领导人可能会将指挥和控制决策委托给人工智能,并消除人类监督,这可能导致意外升级,甚至可能引发核战争。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金融系统、产业结构和科技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导致其可能进入长期衰退和萧条时期。

二、东方大国进入中期调整

在前述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愈发复杂和不利。西方国家对中国在科技、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的政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科技限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半导体和关键技术设备,企图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此外,美国还联合盟友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加剧了紧张局势。

经济方面,中国的增长模式也面临重大挑战。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问题逐渐显现,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质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降至3%,远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的高债务问题也对经济稳定构成了威胁。高达60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占据了GDP的60%以上,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

国际孤立和经济困境相互叠加,使得中国不得不进行深度的经济调整。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内循环”为核心的新发展格局,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和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充满了挑战。内需不足、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制约了内循环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亿人,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加剧。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扩大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但这些努力在西方国家的抵制下效果有限。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些项目因融资问题和政治不稳定而进展缓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出现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增加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此外,中国在科技领域也面临重大挑战。尽管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高端芯片和核心技术的短板限制了中国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对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的制裁,使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总体来看,东西方国家的长期抗衡,以及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激化,使得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国际孤立和内外经济困境的双重叠加,导致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调整和衰退期。然而,西方国家迅速的衰败,却让中国的优势更为明显。

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创新能力和加强国际合作,来应对这些复杂的局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渔翁得利之南方诸国崛起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博弈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南方国家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特别是以印度为主,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内的国家,因东西方争相争取其支持而显著受益。

南方国家,尤其是印度,成为了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印度凭借其庞大的人口红利、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不断发展的科技产业,展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印度拥有超过13亿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种人口结构为印度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印度的中产阶级不断扩大,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8亿人。这为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印度的GDP增长率有望达到6.8%,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的数据,2022年印度IT和业务流程管理(BPM)产业的收入达到了2270亿美元。印度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例如,印度的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和Infosys等公司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

此外,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22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了50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东西方国家在争取印度支持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其投资和贸易合作,进一步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和欧盟通过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深化了在信息技术、制药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合作。

除了印度,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继续吸引大量外资和国际企业,其经济增长前景看好。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新加坡的GDP增长率为4.5%,主要得益于金融服务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新加坡的港口和机场作为全球物流和运输枢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马来西亚和泰国则通过加强与东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5.9%和3.5%。两国在制造业、旅游业和农业领域的优势,使其成为东西方国家争相投资和合作的重要伙伴。马来西亚的电子制造业和泰国的汽车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投资。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的数据,2022年印尼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29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矿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东西方国家在印尼的投资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

南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不仅因为其自身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优势,更因为东西方国家在争取其支持时提供的巨额投资和技术合作。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国际合作,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强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20年,以印度为主的南方诸国有望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力,甚至是有超级大国正在雏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