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生产型行政管理体系中，不存在刺激消费的DNA。我们以国有为主的所有制体制，决定了投资与供给，优先于需求和消费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组织原则也决定了只可能重投资而轻消费。以上三点决定了我们重生产、轻消费的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
在经历了三十年快速增长的经济上行周期之后，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巨大时间跨度的下行周期中的第一个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并快速转入中速和中低速的弱增长周期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进入这一经济调整周期的主要原因，是此前通过快速增加杠杆、超前投资、对外出口三板斧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最初的因为投资历史欠账、产能严重不足而效果明显，逐步演化到因投资严重超前，产能严重过剩、债务杠杆太高、消费需求不足而效果边际递减，最后质变为如不改弦易辙，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毒药的程度。
而造成这一可怕转变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了，便会同时产生供给过剩，一旦过剩的供给无法通过出口消化了，宏观经济便会表现出因供过于求而物价下降，投资不仅失去收益还会产生亏损，债务杠杆无法继续增加，市场主体还会因刚性的债务成本风险高企而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从而呈现出一边货币宽松，一边宏观经济负循环的通缩状态。
由于经济信号从弱到强，早就出现，实际上，习惯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决策者，为了避免这一趋势，也出台了很多促进消费的政策，采取了许多刺激消费的措施。
比如，此前2008年和2014年两轮房地产下行周期出现时，我们通过放松贷款限制、加快棚户区改造，很快就优化了市场预期，一年左右就能够带来新一轮房地产市场繁荣，三年左右便因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涨幅过快而转入房地产政策收紧期。
但2021年7月份开始的第三轮房地产下行周期出现后，我们从2021年12月开始降息降准的货币宽松周期，此后从上到下，每个季度都会有逐步加码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出台，不仅基本上取消了限购，房贷利率也从此前的4.5%-5.5%，大幅下调至低于4%的3字头，首付从3成下调到低于2成，更是祭出了贷款给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的大杀器，但整整三年了，房地产市场毫无起色。
再比如，在2007 年底-2013 年、2019 年-2020 年，我们开启过两轮大规模的家电下乡政策。第一轮家电下乡政策从4 省试点、10 省铺开最后到全国推广，累计补贴金额约900 亿元，刺激效果显著。2009年3月后家用电器和音像设备器材类零售额累计同比止住了下滑趋势，并于2010年2月达到历史新高的31%。
第二次家电下乡始于2019 年1 月发改委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在此刺激下，2019年2月份的家用电器和音像设备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幅度马上反弹到15.2%，即失去动力重回5%左右的增幅。
而2023年之后，发改委、商务部每年都搞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但效果一次不如一次。2024年1-4月份，家用电器和音像设备器材类零售额同比仅增长3%，汽车销售同比仅增长0.9%，均远低于5.3%的GDP的增长速度，更低于包含家电与汽车供给的规上工业增加值6.3%的增长幅度。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为什么政策对需求的刺激效果越来越差？为什么最近两年我们所有的刺激经济的措施，最后都未能提升消费，但都或多或少地刺激了生产？
一、生产型行政管理体系中，不存在刺激消费的DNA。
在一个并非完全的市场体系国家中，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经济要素，管理者从资源分配、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生产、消费的各个方面和每个环节。
而我们从上到下这套行政管理体系，从娘胎里就带着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以投资与生产的为主导的DNA。可以说，这是一套非常突出的重生产、轻消费的行政管理体系。
我们这套体系围绕着计划、投资、生产而建立，虽然第一部委计划委员会早已更名为发展改革委员会，但大家登录发改委官网，琢磨琢磨发改委的组织构架、职能权限和其从事的具体业务，就能发现这只是换了身衣服的计划委员会，资源分配、基建、项目，基本上是发改委的全部。
掌管政府钱袋子的财政部，其资金用途，不管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税款还是发债，除了政府自身的奢靡消耗之外，绝大多数也都投入到了生产与供给领域。
所以，在这样一套行政体系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就是两手抓，抓两手。一抓跑步进京，向上要项目、要资金；二抓招商引资，引资从此前的引外资（区域外资金），逐渐发展到引外资的同时通过创设各种投融资平台发债券、引借款。招商引资唯一的目的就是上项目、搞投资、做基建。
在这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中，投资与基建才是其内核，消费压根不在其工作重点之中。
二、我们以国有为主的所有制体制，决定了投资与供给，优先于需求和消费的经济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立国的最基本的经济纲领。
由于存在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私有制就存在了主次之分。在我们这样一个带有二极管思维基因的国度，很多时候为了突出主就会忽略并伤害次。
三十年前，我们一度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希望通过更有效率的私有经济的发展来弥补效率低下的公有经济。此后的十几二十年内，私有制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但当私有经济快速发展威胁公有经济之主的时候，当马云的私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喊出“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时候，这一切便戛然而止了。
我们称之为抵制资本无序扩张也好，称之为国进民退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企是耗费资源的产出大户，民企才是容纳劳动力就业，增加民众收入，促进人们消费的主力。一旦民营企业、私有经济的发展停滞了、萎缩了，不仅导致一些消费场景消失，从生产到消费转化媒介收缩。最重要的是，大量固定劳动岗位随之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劳动时间长而收入低的灵活就业队伍，收入越来越低，购买能力越来越弱，消费需求自然陷入持续低迷。
三、我们的组织原则也决定了只可能重投资而轻消费。
我们都知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基本群众路线。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是我国一切制度和政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中，民主是过程，集中是结果。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标。
在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由全体国民自行分散决策的过程，没有人能够掌控亿万人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多消费、还是少消费。这是宏观经济中的民主过程。
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投资，必须经过行政部门的立项和审批，不管你的资金来自国有还是私有，内资，这是国家集中控制经济大局的体现，通过对投资的集中控制来控制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进而达成对整个经济运行的最终控制。因而我们对通过投资对生产的掌控，就是宏观经济的集中体现。
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的经济观，为了实现对经济的集中掌控，在无法掌控消费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掌控投资和生产来达成。重生产和轻消费，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四、以上三点决定了我们重生产、轻消费的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
在我们现行税收制度中，倚重生产环节的税收，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这导致各地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以增值税为例，虽然企业可以层层抵扣，最终支付税金的一般是消费者。但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
最近几年，在全国税收总收入中，来自企业的税收占到7成，来自个人的税收不到1成。
这种倚重生产的税制，刺激了各地竞相投资企业、上马大项目，推动了生产的迅猛发展，但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必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压抑了消费，推高了过剩产能。
从分配制度来看，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长期供大于求，加之政府倾向于超前投资于生产，工资性收入增长过于缓慢，这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剪刀差。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我国雇员劳动者平均工资增长显著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国民收入分配率水平看，2021年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大约为47.5%，不仅低于上世纪最后10年平均55%左右的水平，还比经合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65%左右的水平要低很多。
这说明，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分配率过低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从而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和经济从生产到消费的正常循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