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来了“富二代”发布时间：2013-09-21 19: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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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前的2001年11月12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天，北京中央党校大门第一次向民营企业家敞开，100多名来自全国的“富一代”们坐进了党校课堂。那次开放，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赢得平等政治待遇的风向标。

　　近年来，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已经开始介入民营企业接班人的培训。

　　“培训企业接班人是组织部的职责”

　　课程是儒家经典、战略管理、政府关系等，学生则是资产上亿企业的“少东家”─近年来，这类面向“富二代”接班人的培训项目，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盯紧这块市场的，除了知名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如今更是出现了党政机关的身影。

　　2009年，江苏省委组织部决定通过党校学习、聘请导师帮带、到国企挂职等方式，在该省培养一支1000人左右规模的民营企业家接班人队伍。

　　这源于江苏对该省前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企的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意愿参加培训的民企接班人占后备人才总数的92.5%。

　　江苏省委组织部在当时表示，民营企业“第二代接班人”缺乏“党性教育”，举办培训“重点是让人才了解党的历史、政策、优良传统等党建知识，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增强政治意识”。

　　是次培训在江苏省委党校上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等教育。

　　培训老师除省委党校有关老师外，还包括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等。

　　江苏省委组织部还提出，这样的民营企业后备人才“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与江苏相似，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向来牵动浙江各级政府的神经。客观而言，浙江的民营企业改制要领先于江苏，以万向集团、传化集团、方太集团为代表的浙江第一代规模民企的交接班困惑，目前已平稳走出了阵痛期。

　　为了破解阵痛，浙江省民企老帅们的通行做法是将子女送到国内外高校读书求学，学成后逐步实现子承父业。其间，浙江省内的三级党校均因地制宜，对本地区民企拟接班少帅展开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只是囿于“国情时政”，没有对这类培训有过度张扬。

　　近几年来，浙江省多个县市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以温州为例，温州市人事局课题组在2008年的一个调研报告中明确：“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国内短期培训，政府可以采取‘埋单’或资助的形式进行引导、示范和推动。”

　　从2009年起，由温州市政府牵头组织，众多当地民营企业参与的“温州民营企业后备人才高级研修班”，也即“富二代”培训班开启。

　　在浙江另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义乌，企业接班人的培训也已经举办数年。由于民营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95%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义乌决定将政府出资培养企业家提上日程。

　　2009年初，义乌市委组织部决定，在未来的5年内系统培训强势型、实力型、潜力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800人，其中选送到省、市委党校培训200人、省内外高校培训200人。

　　“按照上级组织工作规定，培养企业后备人才也是组织部的职责。只是先前，各地组织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罢了。”义乌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负责人陈国强如是说。

　　关系千万重

　　现年29岁的丁刚是温州市苍南县一家外贸企业的接班人。2010年，丁刚参加了由温州市人事局牵头的一个企业接班人培训班。

　　“班里男生多，大部分是20来岁的年轻人，很多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丁刚向时代周报记者如是形容他的培训班同学。

　　一直以来，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的做法是，将家族的第一代送往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攻读学业，学成后让子女回国慢慢接手家族企业。多年的国外留学经历，往往让这些第二代的年轻人娴熟悉国外的社会文化和交流方式，但却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的政商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因素下，丁刚主动报名了该研修班。上培训班当天，他就发现，有学员甚至带来了家里的保镖，“直到发现学员们基本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培训结束后，班里建起了QQ群，大家经常在上面聊天，交流各自的投资眼光和公司遇到的困难。“这两年温州经济下滑，我家里有段时间资金链也很紧张，我也很着急，就向群里的朋友们要求帮忙能不能短期拆借，还真有朋友帮了忙，而且利息比市场上要低。”丁刚说。

　　与父辈们热衷参与的传统商会不一样，这些“富二代”们的交往不仅是出于生意上的强强联手，他们还强调精神层面和生活上的交流。

　　由于“富二代”面临的压力都差不多，因为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类似，他们彼此之间反倒成了知音。丁刚好几次发现，在班里的群抱怨后，“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压抑的，大家哈哈一乐，压力也就化解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封闭而又开放的圈子，这两年赶上温州经济不景气，在培训结束后，这种不安表现得更为具体，温州地区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有着行业裙带关系，他们的话题经常是隔壁市里某个厂子倒了，而自己是否要放弃父辈的积累，投身一个新兴行业。

　　张之杰是温州乐清市一家电器企业的接班人，他2008年留学回国进入公司打杂，到2010年升任副总。张之杰参加了2010年12月由乐清市委组织部和统战部牵头、乐清市工商联组织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是在北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上的课，一共是5天的理论素养培训，还包括领导讲话。”

　　某种程度而言，党校培训的教学质量要强于一般的高校培训。高校的企业培训大多是东拼西凑一些教授，各自为阵，党校不但拥有众多优秀的教师，其金字招牌能够聚集一批培训界的人才。这里的培训相互衔接、自成体系，且不说教，比较吻合一些“富二代”接班人的胃口。

　　张之杰觉得上这个培训班“有收获”，不过他拒绝量化评价这种收获。他认为，他们这代人的典型特征，是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我们的起点比一般的商人要高，因为一些本地的政府官员是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我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

　　丁刚则坦言，每个人上类似官办的培训班的目的，可能都不完全一致，“我知道有个同学，他家里是想让他在培训班找到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而丁刚自己，上培训班是为了收获一张同学间的关系网，“这是一个好的人脉积累，对做生意很有好处。”

　　事实上，培训班赋予二代的，还有潜在的政治关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参加官办培训班的二代，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统战的对象，“他们如今有多种身份：青联委员、工商联委员，以及地方企业家协会会员等。”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中有的人接手了上亿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将这些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

　　张之杰的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对于他而言，培训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培养经历将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政商关系是我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新培训班模式：政府搭台寻市场

　　与国内一些“富二代”培训班不同，由浙江永康市组织部门设计的企业接班人培训班，受到了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浙江省政府的关注。

　　永康是中国最大的五金产业基地之一，该市近万家大小五金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45家。在95%以上是家族企业的永康，目前已经进入“交接班”高峰期。他们能否顺利交接班，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此，永康官方在五年前把民企接班人素质提升纳入人才培养范畴，专门出台《永康市人才先行战略的实施意见》，实施“百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工程”，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前200强企业中的“创二代”进行一次轮训。

　　因为担心公众对“富二代”这一概念存在偏见，永康有关部门特别将“富二代”的概念表述为“创二代”——“传承不是守业，而是创业”。

　　近年来，永康市官方牵手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永康研修班，重点对永康当地重点企业的接班人进行轮训，还让这些企业与清华大学建立战略关系，让接班人们定期到清华大学开展集训。

　　除了上述培训之外，从2010年起，永康每年组团赴德国学习考察先进的五金产业集群，开阔族企业接班人的眼界思路。

　　这个接班人培训班以“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出国培训，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永康第二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理念，开拓国际化战略思维能力。”永康市人才办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之所以现在德国作为培训地，是因为德国的五金产品工艺精湛、技术先进、品牌响亮。”

　　胡勇是永康第三期“创二代”培训班学员。2008年初，时年25岁的胡勇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在家族企业锻炼了2年多时间。胡勇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包括整肃公司纪律的一系列“新政”，遭遇了滑铁卢，最终无法推行下去。

　　胡勇在2012年参加了永康市里组织的党校民企二代培训和军训。胡勇称，这种教育和军训锻炼是目前社会上许多“少帅班”、“创富班”的培训所不具备的。

　　随后，胡勇又报名参加了由政府部门组织的“第三期”赴德国学习培训。值得一提的是，永康政府部门没有负责这次培训的费用，将近5万多元的培训费用均由学员承担。不过，胡勇觉得“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学到东西”。

　　胡勇说，在德国的21天的学习培训，给了他一些启发。在德国期间，胡勇在德国吉森大学，学习欧洲文明史、德国国家治理结构、德国企业制度和组织、德国工业产业结构、德国家族企业的剖析、德国投资策略等课程。

　　在培训间隙，胡勇结识了一些德国的青年企业家，还考察了德国乃至欧盟的投融资环境，以及企业管理、装备技术等方面的情况。

　　从德国培训回来后，胡勇立刻准备做的一件事是：打算以德国为桥头堡，全力拓展欧洲市场。

　　“富二代”政商观

　　“我不是富二代”

　　现在，我们将所有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统称为“富二代”。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一代企业家在特定的环境中积累了一定财富，当他们年华老去，“企二代”不得不在父辈的企业与重新择业的路上寻找出处。

　　然而随着两代人意识形态的差异越来越大，即使“企二代”们选择继承父辈的道路，他们手下的政企关系、经商理念都在无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管窥“企二代”群体，我们试图勾勒出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轮廓，也试图在争议中，管窥新时代的政商关系。

　　本报记者韩玮实*记者黄金发自上海

　　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与财经作家于一合作出版了《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这本书的总策划正是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

　　中国现有75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周德文等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耗时一年多，通过600份调查问卷，110余次深度访谈，对这个群体进行了调查。

　　“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很多形形色色的富二代，他们有的因为吸毒被家族放弃，依靠信托基金度日；有的突逢家变，17岁便挑起了家族重担；还有因为父子不和，让在政府某职能部门当处长的次子辞职回家接班的；也有特立独行跑出去创业大放异彩或铩羽而归的。但我始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够办好企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周德文说。

　　负面富二代

　　富二代，这是不受人待见的三个字。

　　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开着奥迪R8，全身爱马仕的投资公司总监，他说自己是创二代；而另一个父母都是董事长的富家小姐说，“我是红三代”。更有趣的是，一位父母拥有一栋豪华大酒店的采访者认为，“父母的资金都投在酒店里，这是饭碗，而他们手头真正属于自己的钱连一百万都没有，所以，我不是富二代。”

　　无疑，这个被认为属于富二代的群体几乎都不喜欢这个称呼。“这本是个中性词，但因为负面新闻较多，于是变成了贬义词。不仅富二代不喜欢，富一代也不喜欢。”周德文说，为了使调查进行下去，为了让围城里的富二代与记者聊上天，他们改口称对方“企二代”或是“创二代”。

　　在周德文看来，“创二代”(等同于“企二代”)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仅仅用于特指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虽然“官二代”中也有创业者，但他们更多是利用父母的社会资源，通过权力的圈子搭建经济的平台，这个过程往往要比真正的创业容易，所以，他们不算“创二代”。

　　“我认为，凡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不管是在父辈的产业链条下开展事业还是在父辈的支持下从事新的产业或者另起炉灶、独立创业，他们都是创二代。他们需要继承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创业、守业的精神。”

　　周德文等人的调查为这群人描绘了这样的“画像”：他们18—35岁，七成为男性，超过八成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四成以上接受过海外教育，一半人已经结婚。

　　财富的烦恼

　　创业难、守业更难，而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某种尴尬是，没人守业。

　　早前，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对182个民营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族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其中，90%的企业家希望自己的子女继承企业，而他们的子女中，82%的接班人不愿接班或非主动接班。

　　但是，周德文摸到的情况大为不同。他认为，“在浙江，起码是温州，六至七成的子女在父辈的培养下有着接班的愿望，甚至渴望早点接班，而打退堂鼓的最多三成。”

　　按照周德文的分析，这三成中，相当部分是因为父辈的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工作艰苦；还有一部分孩子不是不愿接班，而是嫌弃父辈的产业“太土”，或者进入了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比如互联网、资本市场，等等。

　　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中小企业主并不希望子女接班，反而鼓励他们去大公司、大企业谋职，政府单位更佳。而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企业高度个人化，不使用职业经理人，导致接班困难；另一方面，老一辈认为做企业太苦，不舍得子女再挨自己受过的罪。

　　对此，一位长期关注富二代现象的富二代告诉时代周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因为当时，资本家都是不体面的人，他们获得财富后往往希望儿女去当乡绅、做军官或是搞学问。久而久之，他们就失去了财富的优势。

　　中国式企业

　　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优越的成长环境，这让企二代拥有父辈所没有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化视野，不过，他们似乎需要选修一门课程：关系。

　　“中国的政府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政府的办事效率很低，存在潜规则。对于老一辈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无非是屈从政府的各种要求，适应规则。而很多年轻人从国外留学归来，法制观念强于上一代。而对于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的人深恶痛绝。”周德文说。

　　而一位刚开始创业的企二代则对时代周报记者抱怨，“有时，和政府官员交流就像是猜谜，他不会把话说死，也不会说满。一句话的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放在一件事里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在周德文看来，与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事业，年轻一辈可能仍要顾全大局。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迁就落后的制度，而是根据中国的体制、国情和环境，适当做一些调整。

　　“企二代还是要学会一些关系学的内容，毕竟，中国至今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而在上述《报告》中，根据陶涛的观察，目前，富二代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大多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一些潜规则熟门熟路，而这一方面是富一代的言传身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使然。

　　比如，有一次在走访时，遇到一位富商请一些官员吃饭，陶涛也受邀出席。酒桌上，富二代首先主动代表父亲挨个敬酒，因为他知道，将来接手企业后，这些人都用得着。而这就是关系学的第一课。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遇袭消息经警方最终证实后，围绕这位前中国首富的猜测并未停息。

　　有关超级富豪的话题，总是能引来关注热潮。

　　在这之前，一段据称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接受媒体采访的话语也曾引发媒体的广泛讨论：“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据称，她还表示，有可能将娃哈哈搬到国外。

　　在政商关系话题持续发酵的当下，这起袭击事件与“可能出走”的言词无不让人浮想联翩。

　　其中，较具解读意义的，是诸如宗馥莉这样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对于财富、接班、政商之道的理解。

　　去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陶涛等人出版了《中国独二代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将“富二代”定义为民营企业家“富一代”的子女们，多为70后、80后、90后，以继承为媒介继承上一代人的名声、财富和资源，承担着延续财富神话的家族使命。

　　换用更加中性的名词，这就是“富二代”。这群在金子铺就的路上肆意奔跑的年轻人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多接受过海外的教育，而他们与父辈的差异从生活经历、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政商观、经营理念，无处不在。

　　宗馥莉的一番话让不少人警觉，当民营企业经历代际传承，政府应该面对新的掌舵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加开放、自由，但同时，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政商关系无所适从。而因为改革停滞以及经济模式的落后、单一，他们的接班往往会遭遇各种难题，有的甚至危及企业的存续。

　　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这群人不愿主动站在聚光灯下说话，以至于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也大多在匿名的前提下进行。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富二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拥有财富。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父亲，他们或许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我，躲开接班的矛盾、复杂的政商关系，以及全社会灼热的目光。

　　我的父亲母亲

　　陈斌的父亲下海前是浙江沿海一座小县城里的体育老师，身高1.8米，体格健硕，不苟言笑、不怒自威。

　　上世纪90年代初，其父亲开始跑长途客运时，陈斌还在念小学。那时，他家是负资产，父母经常需要筹钱。有关这段时光，陈斌尤其记得母亲吃过的苦，她经常整天守在车站里卖票，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

　　陈斌的母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因为老师反复劝说而免于辍学。陈斌觉得，幼时的经历让母亲怀揣着强烈“改变命运”的愿望，甚至于如今50多岁的她依然维持高强度的工作，“偶尔停下来就会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

　　黄晴的父亲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闯荡上海。初时，他与亲戚合开了一家公司，但不久后倒闭。为东山再起，他转而承包工地。

　　黄晴或许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在读高中之前，她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和妈妈一起到上海找爸爸。

　　这种相聚通常是黄晴所有在上海打拼的亲戚一起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而他们一家三口很少单独相处。

　　久而久之，幼时的黄晴觉得，父亲是繁忙而陌生的，他对自己以及母亲的关怀全都是通过一部电话。而她那时所不知道的是，破产的父亲非常落魄。在接到人生中的第一个工程之前，他蜗居在狭小而又破旧的棚户房里，大夏天不舍得坐带空调的公交。

　　等黄晴上了初中，她可以明显感受到父亲越来越富有，而代价是父母的婚姻亮起了红灯，最终在多年后破裂。

　　初中毕业后，黄晴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尽管父女俩住在一起，但他们的相处时间依然很少。通常一大早，她上学，他上班，而晚上，他总是很晚回家。

　　对于应酬，黄晴毫不陌生，因为，父亲的建筑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单位的基建、员工宿舍等配套项目，捋顺关系是他的重要工作之一。

　　小时候的假期，黄晴和母亲来到上海，父亲常常带着她们，约上一些领导以及他们的家人，“像朋友一样外出郊游”，这是黄晴印象中的“建立关系”。

　　稍大一些的黄晴不愿再与父亲一同出现在饭局上，她有时像一个局外人，不远不近地看着觥筹交错中的父亲。有时，黄晴会很心疼，因为，他一杯一杯地喝酒，喝完吐，吐完再喝。有时，她又感到痛苦，“尤其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说话、点头哈腰地对领导陪笑”。但同时，她又会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弯下腰是为了更好地抬起头。”

　　如今，黄晴父亲的生意走得很顺，她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资产，但几千万总是有的。而陈斌的父母完成了蜕变，成了陕西省某中心城市一家大型豪华商务酒店的老板。这栋陈家的酒店主楼21层，地处当地县城的繁华闹市，是县政府的政务接待中心，提供客房、餐饮、购物、康乐等一条龙的服务项目。

　　由于生意的关系，陈斌的父亲常与政府官员接触。“他是90年代出来的企业家，靠的是气魄和胆量。若论经商，他的管理是粗放式的，细节都是我母亲落实，但要说与官员打交道，他绝对是个角色。”

　　陈斌觉得，父亲处理关系就像是下一盘象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没有谁吃得住他”。更让陈斌佩服的是，在一些场面上，父亲的态度、说话的角度，发声的音量乃至抑扬顿挫都很有水准，“他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领袖气质，而我可能永远无法像他那样。”

　　“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王大骐是中国著名战略策划咨询机构王志刚工作室创始人王志刚之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数次列席父亲的饭局，有时，父亲滔滔不绝的发言让他感到窒息。

　　不过，他又认为，自己父亲与官员的关系往往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同时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业务之外再无任何其他往来。

　　不一样的“企二代”

　　2013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外滩一家非常高级的法国餐厅，一位男性迎来了美丽的女伴。他们倒不是情侣，不过男性还是忍不住地激动，因为这位叫万青的女孩，似乎是从文艺作品里走出来的大小姐一般，美若天仙又背景显赫。

　　“要不要换这个位置，我这里可以俯瞰外滩，景色不错。”男士作出了一番绅士的表态，但对方的回答让他略吃一惊。

　　“呵呵，不需要了，我每天都可以俯瞰外滩。”万青的父亲是一家崛起于广东客家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不到30岁的她在十多家企业挂名董事长或者董事。

　　这位男士又转向另一个话题，“每天都会去上班吗？辛苦吗？”“不会，反正都是爸爸的公司，想去就去嘛。”

　　2010年，中国社科院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彼时，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5岁至75岁，此后5到10年内，全国将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迎来代际传承。

　　于是，“企二代”粉墨登场。他们拥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也将继承财富，但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代沟可以简单地体现在KTV里唱的歌以及玩乐的方式上。而其实，这种差异从生活、办事方式一直延伸到价值观，无处不在。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该就像中国大学宿舍里舍监对于每个学生宿舍的作用吧。”说完，万青哈哈大笑，“这是我的想象”。

　　同样的问题，小曼则不甚了解，尽管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多年前红遍半边天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就是他的一大手笔。

　　实际上，小曼很小就去了国外，以至于说起话来英文更像母语。两年前，她回到北京，并一直赋闲在家。她选择了各种健身和保养项目，再加上各种高层次的社交，整个人看上去总是光彩照人。

　　2013年，她体验了20多年来的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坐地铁，尽管10分钟之后，她就逃了出来，因为被北京地铁里的高温和拥挤吓到；第一次看7点档的新闻联播，因为她终于要工作了，而且单位是一个国家部委。而对于新闻联播，她的观后感独特，认为“很有意思”。

　　在工作之前，万青也在国外度过了很长的时光，她在英国上过高中，又去加拿大读过本科。锦衣玉食的生活和国外的教育促成了她直率的性格，不熟悉的人会被她的直白所震惊、甚至伤害。

　　比如，在国内读一个专为富二代子女而开的班时，每个女孩都可以获得一次去LV、CHANEL或是GUCCI实*的机会，所有人都去了，只有万青失败，因为，原本只是走个过场的面试，因为她的“嚣张”或是直接，年轻的女HR彻底崩溃了。

　　在处理各种“关系”上，万青有时的确笨拙，她甚至在入籍加拿大时，和加方官员大吵一架，搅黄了面试。不过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万青依然充满个性和魅力，她甚至还曾当选加拿大华裔小姐。

　　回国后，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至少名义上如此，万青参加过一些政府组织的活动，既有说明会，也有为拉近关系服务的场合。但这些因为她的不太重视而没有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对国家大事还算感兴趣，喜欢听听看看，但不会做深入的研究。”她一度热衷于微博，喜欢关注和转发各种流行的言论。至于那些官媒和他们宣扬的价值观，她则直白地表示，“鄙视！”

　　而小曼喜欢社交，有着各种各样的朋友，包括文化人、媒体人等。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发表一些与新闻联播相去甚远的观点。小塔喜欢这样的朋友，觉得这些人见多识广，常听得津津有味。而对于他们的诸多观点，她的感受和自己看《新闻联播》一样—有趣。

　　接班的故事

　　黄晴曾经以为，自己会与万青不同，会远离父辈的生意和复杂的官商关系。2007年，她高中毕业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前与父亲有过一段促膝长谈，“要不我去读建筑，回来后帮您？”

　　那是父亲第一次对黄晴袒露心声。他希望女儿当公务员，不愿她步己后尘，因为，“下工地太苦，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样不赞成女儿接班。他的公司以他为核心，高度个人化，不是一个80后能够轻易介入的。

　　这一点王大骐深有感触，“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无不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是一个守大门的。”但突破谈何容易。

　　而当小曼这个“白富美”在家待业2年后，父亲极为发愁。后来，父女俩认真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对政治和面子的热衷及重视，最终选择了从政之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小曼父亲觉得，“公务员不会太辛苦。”

　　如果这一对父亲的考虑包含明显的性别因素，那么，陈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够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观的资产，他们退休时可以全部卖掉。

　　而陈斌也是这样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富二代的创业

　　从2008年苏浩飞往美国读研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最终要回国接手父亲的企业。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会是因为父亲病重。

　　去年下半年，得知父亲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后，苏浩匆忙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回到国内。后来，父亲的情况好转，他又有了一段缓冲期。

　　可是，父亲的企业究竟要怎么接手？苏浩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年了，但没有答案。这是浙江东部地区一家规模中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中低端的鞋子。过去兴盛时期，企业的年产值曾有好几千万，但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在浙江当地，很多这样的企业主并不舍得儿女接班，反而希望他们到银行、政府等单位谋求一官半职。苏浩一位同学的母亲甚至认为，与其天天与素质低下的农民工打交道，还不如老老实实上班去。

　　但苏浩是喜欢经商的，只是目前的经济形势让他感到迷茫。他想接手父亲企业的“壳”，换掉“内容”，但换成什么呢？如果他把企业卖了，成立一家投资公司，那么，投资什么呢？

　　2013年 8月底，全国工商联发布“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发布会上，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谭林表示，过半数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才缺乏、税费负担重和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民企的转型升级被旧话重提，而随着近几年民企的更新换代，希望开始被寄托于那些往往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企二代”身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985年出生的罗茵茵17岁留学英伦，大学期间母亲罹患癌症，她临危受命，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接手母亲的房地产公司，并通过拓展红酒和游艇业务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对于那些父辈已通过创业获得一定财富与社会地位，但自己选择脱离父辈的原始产业重新创业或者带领父辈的企业转型升级、完成二次创业的群体，社会上越来越多地称之为“创二代”，他们的社会形象要比富二代积极、正面许多。

　　在采访过程中，时代周报记者遇到了回国不足两个月的祁碧臻。他正带着如火的激情准备将美国家喻户晓的冻酸奶品牌TCBY引入中国市场，并扬言要在未来10年帮助中国消费者了解、创造一种全新、健康的生活饮食方式。

　　很难想象，这位认为酸奶里蕴藏大商机的男孩出生于字画、古董鉴赏世家。他的父亲数年前从著名的朵云轩出走后自立门户，拥有一家赚钱的艺术品公司。而自小学习书画的祁碧臻拒绝继承家业，转行卖起了冻酸奶。

　　祁碧臻认为，四年的美国本科激发了他的创业兴趣和创业精神。“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通过找到好的项目白手起家。”

　　受之感染的祁碧臻毕业后徘徊在美国东部，圈子里全是志同道合者，所有人都在寻找和等待机会。而祁碧臻的基本经济观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对健康的关注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

　　于是，当祁碧臻接触到冻酸奶项目时，他认为自己带回国的将不只是一个甜品，而是健康、绿色的生活理念，以及美国对于食品极其严苛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挖到金子的祁碧臻回到了上海，他的第一家冻酸奶店也即将开业。而此时，苏浩正谋划着回到美国东部寻找创业灵感，他已经受够了“中国民企兜兜转转难以升级”的怪圈，也不敢将资本投入民间金融的灰色地带。然而，在大洋彼岸，他的掘金之路注定不会比20年前父亲的创业来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