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取决于极少的大高潮，幸福取决于较多的小高潮！
1、财富取决于幅度，而非频率。即：极少的大高潮。少数下注较大的投资，构成了一个人主要的财富。
2、幸福取决于频率，而非强度。即：较多的小高潮。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长太久。
3、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例子看筹码分配的重要性
甲和乙比拼投资水平，两人各有110万本金，以下是两人过去两年的股市成绩：
（第一年）：
甲投资10万，赚4万，回报率40%；
乙投资100万，赚35万，回报率35%
论回报率，甲获胜。
（第二年）：
甲投资100万，赚25万，回报率25%；
乙投资10万，赚2万，回报率20%
论回报率，又是甲获胜。
这道“简单”的题似乎也有点儿奇怪：
看起来两轮都是甲获胜，可是再一算：
甲两年一共赚了“4+25=29万”；
乙两年一共赚了“35+2=37万”。
每年投资回报率都是赢家的甲，反而在整体成绩上输给了乙。
尽管在每个年度甲都赢得了胜利，但是重点在于仓位的分布。
对比而言，第一年对甲乙两人都是好运气的一年；
但是乙在好运气的这一年下了更大的赌注；
所以尽管第一年乙的回报率也低于甲，但是回报的绝对值却远高于甲。
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
面对同样的机遇，即使是处于资源劣势的一方，假如能够利用筹码的分配，也能获得更好的回报。
二、财富取决于极少的大高潮
如上所述，在关键环节下大注，能够让你在拥有相同或较少鸡蛋时比对手赚更多钱。
这里包括两个要点：
1、发现鱼多的地方。
找寻有基础概率优势的领域。
2、在鱼多的地方下更多注。
基金经理人德鲁肯米勒说：“我从索罗斯身上学到很多，但可能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是对还是错，而是在你正确时你赚了多少，而错误时你赔了多少钱。”
事实上，当年狙击英镑狂赚10亿的创意及操盘者，皆为德鲁肯米勒。那么，索罗斯做了什么？
德鲁肯米勒在演讲中称，当时索罗斯所做的交易中，约90%都是他的点子，但索罗斯比他“更有胆”。
在那个“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的传奇故事中，德鲁肯米勒的15亿美元押注即将到期兑付，正考虑进一步增加头寸拨备，甚至建议把所有钱都押上。
然而，索罗斯却认为这“太荒谬了”：
“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能出现一次吗？”
“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最终他们加上杠杆，押上了100亿美金，并大获全胜。
索罗斯的策略就是——“专攻要害”！
巴菲特在2010年写给股东的信中写到：“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时，请用水桶去接，而不是用顶针。”
我戏称索罗斯和巴菲特是“索菲特”：他们都是那种伺机而动、咬住就不放口的致命性攻击动物。
“当你对一笔交易充满信心时，就要给对方致命一击。”
彼得·蒂尔在《从零到一》里总结：
A、只找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产生了更多的价值。
B、这个世界遵循幂次法则：一小部分的公司完胜其他所有公司之和。
他由此总结出了一个风险投资规则：
只投资给获利可达整个投资基金总值的有潜力的公司。
1 这个规则的反例是：
安德里森·霍洛维茨投资基金给Instagram公司投资了25万美元，后来赚到了7800万美元，两年不到获得312倍的回报。
问题是，安德里森的基金规模是15亿美元：如果只开出25万美元的支票，那么它得找到19个Instagram，才能收支平衡。
所以，重点不是312倍很多，而是25万美元太少。
彼得·蒂尔的基金只关注5-7家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具有独特的基本面，未来可能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巴菲特曾说，每个投资人都应该假设自己手中只有一张可以打个20个的投资决策卡，每做一次投资就在卡片上打一个洞，用完为止。
问题来了，彼得·蒂尔自己投资Facebook，赚了大钱，但却没能把握机会，继续加重注，甚至在Facebook上市后过早撤退。
毕竟，投资不是做数学题，而是面对不确定性去下注。
还是以本文开头的两个智力题为例：
1、你怎么知道鸡蛋后来会涨价到十块钱？万一跌到一毛钱呢？
2、你怎么知道第一年的回报率较高？如果第二年更高呢？
大机会来临了，要下重注，但你怎么知道是大机会呢？万一是大坑呢？
如芒格所言：如果把我们最成功的10笔投资去掉，我们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最成功的10笔投资，开始的时候谁知道呢？
也许，那些大高潮的成功，只是“后此故因此”的后此谬误？
“大机会来了下大注”这个道理，会不会和所有的鸡汤一样，都是事后方知的空话？
“大高潮”的不确定性，有三点：
1、大机会的不确定性；
2、入场时间的不确定性；
3、下注比例的不确定性。
我自己误打误撞经历过中国房地产的“大高潮”，在这样一个横跨20年的超级大牛市里，我亲眼目睹了诸多专业人士也会犯下的“错误”：
1、从2000年开始，就有专家坚定认为地产是泡沫，不是机会；
2、早在2003年，就有人判断土地供应已经远大于市场消化量，泡沫已经形成，决定退场；
3、有朋友很早看准了一线城市的房价趋势，却只买了个小户型。
地产早已经是“过时”的话题，我也不打算对未来房价做任何预测，而是想以此为例，来说明抓住“大高潮”有多不容易。
大机会来临时敢于下大注！
也许这句话真的是真理。然而，真理往往有两个特点：
1、很简单；2、没有操作指南。
德拉肯米勒在市场趋势反转时，用“价值分析法”来测度期货价格可能达到的范围。
但他强调“价值分析法”不能用来确定入市时机，他用来确定入市时机的重要工具是“持仓量的分析法”和“技术指标分析法”。
然而，这些“方法”真有用吗？
天才如德拉肯米勒，因对自己在2010年市场波动期间的表现感到失望，宣布退休。
而他的老板索罗斯，则依然“活着”。
当手下的基金经理天才不再，索罗斯会毫不留情地换掉他们。他对自己一样残忍，他也经常杀掉过去的自己，在投资上快速转向。
索罗斯敢于下大注于狙击英镑，是因其判断：假如错了损失不大，假如对了能赚不少，而且对的可能性大很多。
索罗斯获取利润的另一秘诀是：投资在先，调查在后。
1、提出假设，建立头寸，小试牛刀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正确与否。
2、若正确则追加头寸，否则及时撤出。
3、有时候确认一个走势相当费时，很可能犹豫不决之际市场已开始逆转。
4、“提出假设后立即建立头寸”，有助于其抓住最佳投资时机。
作为波普尔的学生，索罗斯继承了“证伪主义”，却不赞成老师的“统一科学”原则。
索罗斯从基本原则上采用了科学方法（例如“事物观察”和“意见比较”），但是又强调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
如此说来，“抓住大机会”这件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根本无法预测，简直是个哲学、乃至玄学问题了。
果真如此？
要想解决这一点，我们必须来到概率的世界。
概率是度量不确定性的工具，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领域。
概率不是用来消除无知的，而是用来描述无知程度的。
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简单套用或者隐喻，都是不靠谱的。
索罗斯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反身性”：
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认为未来的结果完全是现在预期的反馈的观点看起来是荒谬的。
索罗斯和巴菲特都对市场有效理论提出了质疑。然而，巴菲特会建议普通人去买基于市场有效理论的指数基金，索罗斯则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炼金术”。
对于费曼眼中“荒唐的自然”，以及索罗斯所说的“不确定的人类”，概率都是不错的思考工具，哪怕只是作为拐杖。
难题在于，理解概率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而影响人类世俗成就（主要是指成功和发财）的，远非单一的概率计算。
洞察大机会，确认大机会，捕捉大机会，是多层概率叠加的结果。
这方面最有名的类比案例，也许是下面这张图了。
2 泰德•威廉姆斯在他的《击球的科学》一书中这样描述道：对于一个攻击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巴菲特认为这句话准确道出了他投资的哲学，等待最佳时机，等待最划算的生意，它一定会出现，这对投资来说很关键。
泰德•威廉姆斯是过去70年来唯一一个单个赛季打出400次安打的棒球运动员。他的技巧如下：
第一步：把击打区划分为77个棒球那么大的格子。
第二步：给格子打分儿。
第三步：只有当球落在他的最佳“格子”时，他才会挥棒，即使他有可能因此而三振出局，因为挥棒去打那些“最差”格子会大大降低他的成功率。
泰德•威廉姆斯的秘密在于，将自己的“概率世界”变成了两层。
一层是执行层：也就是他击球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无论他多么有天赋，多么苦练，他的击球成功概率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再想提升一点点，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还要面临新人的不断挑战。
一层是配置层：也就是他做选择的这个层面。
他在配置什么呢？
挥棒击球的决策。
我们假设有如下一个被简化了的比赛：
A、泰德•威廉姆斯与一个击球水平比他还高的球员竞争，他的击球成功率是80%，对手是85%。
B、但是泰德•威廉姆斯更有耐心，只击打好球率达到90%以上的“大机会”。
C、而对手年轻气盛，且更有自信，所以即使好球率只有80%的机会也不放过。
所以，经由计算：
泰德•威廉姆斯的最终成功率=90%×80%=72%；
更强年轻对手的最终成功率=80%×85%=68%。
结果，泰德•威廉姆斯战胜了水平比他还高的对手。
芒格将此方法用在投资上，要点如下：
1、作为一个证券投资者，你可以一直观察各种企业的证券价格，把它们当成一些格子。
2、在大多数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着就好了。
3、每隔一段时间，你将会发现一个速度很慢、线路又直，而且正好落在你最爱的格子中间的“好球”，那时你就全力出击。这样呢，不管你的天分如何，你都能极大地提高你的上垒率。
4、许多投资者的共同问题是他们挥棒太过频繁。另外一个与挥棒太过频繁相对立的问题也同样有害于长期的结果：你发现一个“好球”，却无法用全部的资本去出击。
5、有性格的人才能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我能有今天，靠的是不去追逐平庸的机会。
然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给机会的格子打分呢？
对于一个棒球运动员而言，经由专业训练和大量重复，的确可以给格子打分。这是一个有边界的事情，牛顿力学的因果关系，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可是，人生中的大机会，一共没有几次，又该如何用概率来估值呢？
人生不是扔硬币，无法得出“只要重复多次就有50%概率正面朝上”的结论。
概率论，向来有“频率派”和“贝叶斯派”之争。大多数场合下，关于概率的讨论，都是基于“频率派”的。
例如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率是万分之1.88，这意味着每年每10万乘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8.8。
“频率派”的概率，是一种上帝视角。
有人就会说了，这个概率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个人来说，不发生就是零，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这种常见的谬误，部分原因是因为“频率派”的概率，要求事件重复的次数多到令大数定律发挥作用。
可是，人的一生之中，重要的事情不过百十件，概率有意义吗？不会导致“小数谬误”吗？
如果说“频率派”是经验概率，那么“贝叶斯派”则是主观概率。
这听起来有点儿怪。
《贝叶斯方法》一书，开篇就提及了“贝叶斯思维”的奇怪之处：
贝叶斯思维和更传统的统计推断不同，贝叶斯推断会保留不确定性。
在贝叶斯派的世界观中，概率是被解释为我们对一件事情发生的相信程度。换句话说，这表明了我们对此事件发生的信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有点儿“唯心论”的主观与信心呢？
对比于贝叶斯派，频率派认为：
概率是事件在长时间内发生的赔率。
比如，你一直扔一个标准的硬币，你得到正面的概率是50%。
但是，对于潜艇失事、个人成功、捕获大机会，历史上没有那么多数据，对个人来说也没法再活几辈子。
怎么办呢？
于是，贝叶斯派把概率解释成是对事件发生的信心，也就是说：
概率是观点的概述。
认为概率是主观的，并不意味着贝叶斯派是一群主观的家伙。相反，他们随时打算更新自己的观点。
这恰恰是贝叶斯的秘密所在：
通过更新数据，多次迭代，动态地改变“主观概率”。
哪怕新的信息（证据）和自己的信念相反，哪怕信息很让人恼火，很羞辱自己的智商，贝叶斯派们也坦然接受。
如同传说中凯恩斯说的：“当事实改变，我的观念也跟着改变，你呢？”
但是他们又不是简单的见风使舵，他们不会因为新信息彻底抛弃旧的信念，而是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公式，将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再仔细看看上图泰德•威廉姆斯的格子：
泰德•威廉姆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量数据，得出了上面格子里的得分，对“最佳格子”进行了量化。
那么，在没办法进行大量重复的情况下呢？
2009年5月31日晚10点，法航447不幸坠毁，搜救人员动用当时最新技术，找了一周后，仅发现少量残骸碎片和29具遇难者遗体。4、“概率分层”的工作原理
A
简而言之，运气由三层构建，好运气取决于三个旋钮。最终结果决定于三层的整体完成度，而不是某一层的强大。
但是三层模型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的、递进的关系，它还有系统动力学的反馈、自我强化等特点。
例如执行层（第三层）较强，可以带来更多资源（第一层）。
以上三层，又都在一个巨大的运气之船上。因为我们在每一层的计算，都难免有些主观，有所偏差。
B
大多数人的角色，要么是二传手，要么是职业杀手，但有些人二者兼具。
例如巴菲特当年买股票买成股东被迫压上第一线的时候，真是毫不手软，活生生的一个企业家。后来，他专注于“分配资源”的投资家，也受益于此。
巴菲特说自己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作为“职业杀手”时，他是乐观的，埋头向前冲，不管不顾；
作为“理性的二传手”时，他是悲观的，在概率的不确定世界里生存着。
黑格尔说过，除了要有乐观的意志，还要有悲观的头脑。
C
第三层靠直觉，第二层靠理性。
第三层是急能生“智”，第二层是定能生“慧”。
第三层是卡尼曼的“系统1”，第二层是“系统2”。
第三层解决计算的深度，第二层解决计算的广度。
我们既要“顶着人类的直觉破浪前行”，又要利用大脑直觉的强大计算力，正如阿尔法狗模仿人类大脑之所为。
D
在第二层，人类必须在不确定的局面下，对飞来的球进行评估。秘密在于：
扩大你的认知半径，减少你的行动半径。
理性是需要被测量的，要么是好运最大化，要么是厄运最小化，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使用。
6 如上图：圆外是未知世界，已知越多，未知的也越多。已知的可能是有限的，临时正确的，不确定性的。
在第二层的“认识性理性”，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许多公司的崛起，都是基于某个认知优势。
在第二层的“工具性理性”，我们要把大脑关进理性的笼子。
在第三层的“击球区”，如你所见，为了让球在认知半径内，我们需要控制球的移动半径，还要控制球的大小，二者都是越小越好。
有时候，知道自己的智商边界，比智商高低更重要。
芒格说马斯克的确厉害，也许智商有190，但是问题在于，马斯克可能自己觉得智商有250……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因为马斯克个人的非理性，才能干出移民火星的事儿，这也算是人类群体理性的一部分。
E
第二层应该是全面、系统、理性、复杂、深刻的。
但第三层应该是简单、可重复的。（这里有“复杂的简单事情，简单的复杂事情”，有空再说。）
除了稳定性，还因为在最后评估效果时，要乘以时间。
越是简单、可靠、可重复，越能享受时间的复利，成为时间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将第二层称为“主动控制层”，将第三层称为“自动驾驶层”。
据说，人类大脑每秒钟能够接收1000w比特的信息量，但其中只有50比特思维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加以处理的，属于有意识的思维，即“第二层”。所以我们需要：
1）知道将什么放入第二层；
2）将第二层熟练运行的某些“算法”，转化到第三层，自动驾驶。
所谓理性，就是反条件反射。当你将某个需要控制的理性，放入自动驾驶层，便变成条件反射了。这时，你需要用更高一个维度的“反条件发射”来替换。
F
我欣赏神秘主义的体验和启发，但反对用神秘主义来替代理性思考。一个伟大的棋手，根据自己的直觉而非计算，下出石破天惊的一手，和直觉的神秘性也是无关的。
卡斯卡帕罗夫一直偏好直觉和乐观，他的解释是：
经过积极思考产生的决策虽然可能不会比保守性决策更准确，但是我们的确能从所犯的错误中学到更多东西。随着不断实践和对直觉的磨练，我们的决策会变得更加准确。
这个是从更高维度去思考“正确率”，即，整体的正确率，考虑到时间因素，考虑到未来的计算，牺牲这一次的“正确率”是值得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围棋里的弃子。
概括而言：
1）认识这个世界是未知的、随机的；
2）认识你的认知是不确定、有边界的；
3）如何突破边界，实现突破？找到自己的算法，建立持续稳定的输出系统。因为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变量，是时间；
4）复制“核心认知”，如同每个生命所做的那样；
5）成为一台强化学习的机器。
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企业或者人，打通了“资源层、配置层、击球层”。
一个人一生几乎只能做一件事，一家伟大的公司也只有一个使命。
对个人而言，首先是发现自己的天赋，找寻自己的使命，形成核心认知和个人的算法；
然后，进行大规模复制（贝叶斯更新式的那种不断迭代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