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遭遇过无数次病毒的侵袭，每一场浩劫都让人类手足无措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但我们最终都扛了下来。伴随着社会资本发展，像长生生物这样的道德病毒也随之出现，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或许可以从我们与病毒抗争的历史中一探究竟。
当人类开始与家畜亲密接触、由游牧转型为定居，与野生动物建起“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加上彼此相连的大规模社区不断发展壮大时，人类也就置身于了一个极易暴发流行病的世界。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刻。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罗巴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紧接着的15世纪末，天花开始在欧洲蔓延，并在随后300年间，杀死了共约2亿人，远超过任一次战争屠杀。
无论我们如何自大，都必须承认，人类并非世界的中心。我们不过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戏剧中的一个演员。历史长流中，中国在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说到病毒，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就是非典。
2002年，非典型肺炎在广东被发现，被感染者救治率极低。这种从未出现过的病毒伴随着恐惧蔓延至全国各地。学校停课，超市的货物一抢而空，贴在脸上的口罩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街上的水泥地更显清冷。而最热闹地地方，是医院。但我们没想到的是，最安全的地方却是最危险的，而急诊科成了重中之重。
北大人民医院是首例SARS确诊的地方。当时医生对这种烈性的上呼吸道传染病并没有认识。也没有意识到隔离的重要性，急诊室、监护室、留观病房甚至楼道里都挤满了发热病人。北大人民医院护士吴曦记得，那天急诊科护士王晶走到分诊处对她说：“给我一只体温表，好像有点儿烧。”不久后，吴曦等人被确诊感染，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吴曦等被转移到一家医院治疗。
隔离“像一盆冷水一样，哐当下来。”吴曦说，“窗户哐当响，屋里乱七八糟，风凉飕飕让人瘆得慌。”隔离时间不长，但度日如年。吴曦出院时，路过一家报刊，看到一篇特刊报道医务人员感染离世的文中，里面就有曾经和她并肩作战的护士王晶。
数据显示，非典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病死率近11%，其中死亡的医务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每次出现疫情，感染风险最高的永远都是医务人员。
但每次奔赴最前沿的也都是这些医务以及疫苗、病毒研究的那些工作者。他们是在用生命付出，为人类的生命打起保护伞。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才消灭了不少极易传染、对人们生命极易造成威胁的疾病，如天花、乙肝、狂犬病等等。
中国第一家疫苗企业的前世今生
1.通过焚烧绝种鼠疫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封建制度解体，人民陷入政治动荡的深渊里。除了贫困，还要饱受疾病的侵袭。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并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很多人不仅要遭受亲人接二连三地逝去的重击，连多年年来入土为安的信仰也被“焚尸”打破。仅仅几个月，这场瘟疫就卷走了6万人性命。
中央防疫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成立前，疫苗全靠进口，更没有防疫机构。直到1919年3月，当局者意识到防疫的重要性，北洋政府取址天坛设立，开始研制生物制品，防疫治疫。正是中央防疫处的建立，让中国人用上了自己的生物制品，鼠疫也在全国范围通过焚烧的办法得到了控制。刚开始，防疫处的研制工作都从零开始，困难再多，咬咬牙就过了，大到找实验对象小到洗玻璃，科研人都亲自上岗。而就是在这样饱受战乱又简陋的环境里，他们研发出的疫苗拯救了无数中国百姓的生命：1926年，齐长庆生产出用于牛痘苗的“天坛株”毒种，成为中国独立进行疫苗产品研发的开端。此后，在该基础上，防疫处发现了简单并能大量制造优质牛痘疫苗的方法，这使我国比世界整整早了19年消灭天花。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就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民不聊生以及深深的绝望在中华土地上蔓延，几乎已经是明知要死的局，依然有成千万上亿的人，咬着牙，去死。但这样残酷的现实中，防疫处的存在是点燃希望中的一丝火苗，虽然渺小，但却有力。战乱疾病使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我国也极其短缺。而激烈的战争更让时间紧迫，极大的压力下防疫处在1942年分离出了青霉素菌种，并在4年后研制出了青霉素。当时，中国抗日部队和驻滇美军的伤兵，最大的幸运就是能用上青霉素消炎，青霉素的产生保护了许许多多战士的性命。中国防疫工作的研制发展以中央防疫处设立为起点，之后，开始向全国各地不断扩大自己的“保护圈”：1934年，西北防疫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卫生技术厂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1949年，华东人民上海生物制药厂（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1950年，中南生物学制品厂（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1958年，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历史上一次次困难的袭击，我们都找到了对付它的办法。那些没有击垮我们的灾运，必然会让我们更强大。2.将疫苗普及以法规形式定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决了外患，但仍有很多棘手的内忧问题，普种疫苗的任务成为防疫事业的重中之重。而要在全国实行一项制度首先得以法规形式定下来。的1978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计划免疫的通知》，我国正式进入了计划免疫的时代。而防疫人员又遇到一个新问题，疫苗注射这样的新东西并不被群众接受，谁愿意无故被注射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液体呢，很多人觉得对身体不好，加上当时计划生育抓得很严，害怕打了预防针以后就没有孩子生了。
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计免工作者每天都拿着一张桌子摆在小区门口，菜市场门口，去跟大家宣传疫苗的作用，发放科普图书，甚至直接在市场给孩子进行疫苗的注射。有的还背着药箱，下到农村，走家串户跟大家宣传疫苗的重要性。
这些事情，微小却厚重，温暖人心的事情往往体现在细节当中。计免人员做这样的工作有多大利益可图呢，不像今天动辄就百亿的市值，那时物质回报并不多，更多的是责任心和不得不这么做。
可谓日久见人心，慢慢地过了十几年，老百姓开始重视接种预防针这件事，我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效果也变得显著。2007年至今没有白喉病例报告，百日咳年发病率已降至目前的0.5/10万以下。
除了要让老百姓愿意打针，让老百姓打得到针也是普及疫苗过程中的一大问题。生产出来的疫苗需要冷藏才有效果，面对偏远的乡镇和炎热的区域该怎么办呢？
1981年，政府先在五个炎热的省份试点，开发了一套冷链运转模式，使疫苗从生产到接种单位都能得到冷藏：防疫工作者方方面面的付出，不仅给百姓树立了一张保护伞，也推动着防疫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3.资本推动产业扩张
1989年，卫生部组建成立了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对此前成立的六个研究所实施统一管理。之后，公司更名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生物”）。
中央防疫处作为中国生物制品的发祥地，一路走来，始终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人们保驾护航，它在生物制品发展史上刻下的里程碑，一文是难以言尽的。目前，其所属的中生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疫苗及血液制品生产供应基地。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中生集团代表了中国生物制品发展的历史。
远观疫苗发展的几十年，困难不断涌现，但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在不断诞生。那些替我们与未知和孤单抗争的一线工作者，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1993年10月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建成中国首家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车间，该车间可年产2000万支乙肝疫苗）而在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历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位先生——汤飞凡。汤飞凡，“衣原体之父”，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这位曾经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却命途多舛。
1897年7月23日，汤先生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由于年少目睹战乱，立志学医。1929年从哈佛回国任教。1938-1948这十年间任中央防疫处技正、处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汤先生两次重建中央防疫处。据说，重建防疫处时没有经费，靠汤先生四处奔走，才借到一笔信用贷款。
那些重要的疫苗如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等等，都有汤先生主持研究。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正是有了其研制出的黄热病疫苗，才被成功遏制。汤先生发现的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的方法，也为我国提前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
最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汤先生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那时沙眼流行至少已有三四千年，中国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边远农村有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严重者不乏失明的人。而汤先生的研究将沙眼发病率从近95%降至了不到10%。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一封短函，邀请汤博士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以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可是IOAT不知道，这块奖章来得太迟了，汤先生甚至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运用到我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的那天。1958年9月30日，由于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于北京自尽。享年61岁。
可以说没有汤飞凡的研究，我国生物制药技术不会发展如此之快。在之后非典肆虐时，卫生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禁不住叹息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不过目前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战胜病毒的程度，如HIV，近埃博拉病毒等仍是人类的难题。社会发不断发展，也伴随着阵痛。当科技进步，解决了很多生活的难题，但也使其变得复杂，同样的，一些新病毒也在出现。
时代发展产生的病毒：长生生物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不断扩大，中央防疫处业从单打独斗成长为”六合一“的中生集团，到今成为国药集团下的研制平台，全球五大疫苗生产商之一，承担约 80%的国家规划免疫疫苗供应，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剧变。目前，集团旗下共有 5 家生产企业：天坛生物、成都蓉生、长春祈健、吉林博德和北京永泰，研制、生产、销售人用及动物疫苗、血液制品、抗体以及诊断试剂。
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使当下的企业有了迅速扩大的渠道。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疫苗需求大利润高，很多企业相继迈入疫苗产业。在老一辈勤勤恳恳打下的基底下，这些企业有的逐渐沉淀为璞玉，有的却在变异。一览行业，目前我国约有300多家企业涉足疫苗研发，两极分化很严重，大型的企业除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等国有企业之外，民营企业方面的典型代表有智飞生物、康泰生物、沃森生物等。数量越多意味着竞争越大，也意味着唯利是图这样的问题出现。
最近的主角，国内第二大狂犬疫苗生产企业：长生生物。从私有化到受贿，再到疫苗造假。这一路，似乎看到了长生生物逐渐变异并感染的全过程。企业从研发，到上市融资，到想挣快钱，然后成为弄虚作假的空壳，最后彻底落为资本洪流中的“病毒代表”，这种传染力极强的病就是道德沦丧唯利是图。
（油画《死神的胜利》描绘了14世纪夺去了1/4欧洲人生命的那场瘟疫）
疫苗事业一路走来，将无数百姓从穷凶极恶的病毒中拯救出来，也从“家徒四壁”到“融资百亿”，长生生物的“病变”代表这个行业开始变味吗？并没有，近一世纪来，我们清清楚楚看见了那些从业人员的付出，没有他们，没有疫苗事业的发展，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生活的安康。前面的红黄蓝，后面的长生生物，它们不过是社会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另一种病毒，只是这种“文明病”比起以往的生物病毒似乎更让人手足无措。不过从历史轨迹来看，新的问题涌现，往往新的解决办法也随着而来。解决它，离不开有力的法律制定与监管实施，更需要一定的惩罚。消灭长生生物这样的病毒，我们或许可以如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所述：“疗狂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另外，更要加强对疫苗生产企业的监管，从源头开始防备。
我们同样不能因为长生生物这样的事件就因噎废食，不去注射疫苗。一路走来，人类面对病毒时实在是太脆弱，没有疫苗保护的人，相当于在病毒肆虐的世界上裸奔，而健康是一切的前提。我们也要相信，这社会里仍有很多优秀企业和战士，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