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文洲（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

　　为了凑足做晚饭的材料，我老婆驱车走了好几个超市。先在日资便利店里买了奶酪，再去附近的菜市买新鲜蔬菜，然后去高档超市买些放心的肉类，最后还要等快递把预订的鸡蛋和牛奶送来。路途不近也不远，可停车还是费了些周折。

　　我们小区的大妈大爷，要坐几站公交，才能买到合适的菜。我想，如果他们到了走不动的时候，应该会离开这里吧，或是住进敬老院，或是到更方便的小区。连买个菜都如此不便，那么他们生病了又如何是好呢？其实我们小区并非偏远，而是位于北京亮马桥使馆区，离燕沙商场、四季酒店近在咫尺。即使这种被俗称“豪宅”的小区，生活起来也是诸多不便。

　　我不知道小区里有多少居民，但从未看到小区组织过什么文化活动，业主委员会或物业也不举行圣诞新年等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孩子们有时也在院子里自由地和小伙伴们玩耍，大人们仿佛都是暂住于此的路人，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这在国外的社区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坦言之，和国外相比，在中国城市生活非常不舒服，即使是首善之区的帝都，即使是在地价昂贵的市中心。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没有社区概念，各种服务也没有进入小区，即使有服务进入，也是些不规范的小贩游商，没有形成社会规模，没有现代化管理，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行政管控，处于违章违规状态。

　　没有社区化的小区

　　按理说小区如此不便，应该为各种服务型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那为什么在中国就没人去做这些生意的呢？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所谓社区根本就不是社区，而只是小区，或者说是聚居地。

　　那么什么是社区呢？如果你去过上海附近的周庄或日本东京的浅草，你就会体会到社区的意义。社区不只是集中建设的一片房子，也不是一区居民，而是一个社会，一个互相信任、互相交流、互相服务，和谐而又温馨的家园。

　　可是中国城市有几个小区有这样的文化因素呢？住了几年都不知道邻居是谁，没有人出来一起清扫街道，没有人主持社区文化互动，更没有各类节日庆典。所有的管理都推给物业，居民委员会也是虚有其名，没有人愿意去参加公益活动。

　　按理说社区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社会区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居民的互信和交流。社区商业也必须围绕信任和信赖运行，如果想赚大钱，恐怕最好不要进社区经营，即使进了，也会事与愿违。

　　我不否认可以有大型连锁店甚至是星巴克、麦当劳进入社区，但是，如果这些店铺能在社区存活下去的话，它首先要赢得的不是商业操作，而是对社区文化的理解，试图去成为社区的一员。对店员不要求俊男靓女，但最好不要太流动，最好能记住常客们的名字和喜好，如果知道每个孩子的家长是谁就更好了。

　　社区里的服务和街面上的服务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这种作业在商业上并不高效，但恰是社区服务的卖点，也是社区服务战胜其他服务尤其是电商的唯一手段。因此，想赚大钱的人，千万不要瞄着社区服务这个空白，不适合你赚的钱最好还是不碰。

　　所以，在中国社区文化没有形成之前，最好不要赶风潮炒概念去碰什么社区商业，因为其前提还不是社区，而只是小区。

　　中国年轻人不屑社区创业

　　去国外各地旅行时，我最大的兴致之一就是去当地人开办的店铺用餐和购物。这些店铺都不大，但却极有个性，反映出主人的匠心。但北京小区里很少有名店，中国的饭店经常是一个店面里就摆上百个座位，显示出要将客人一网打尽的“雄心壮志”。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一大片的椅子中只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客人，稍过段时间再去，甚至会发现菜单和店名不知什么时候都变了。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教育的错误诱导，很多年轻人都急于成功。他们所想象的成功，往往是史玉柱式的传奇、马云式的盛名，规模大，名声大，金额大。他们之中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理想，自以为属于自己的理想，其实都是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羡慕的。这些年轻人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别人而工作，他们只为别人的“羡慕”而工作。

　　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为自己的一个小店铺倾注全部心血，让社区的每个人感到高兴，每天能看到熟人满足，这些年轻人就会感到充足，感到幸福。他们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需要别人的羡慕，他们只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让熟人高兴，喜欢和他们共享快乐时光。

　　中国大学生失业者比比皆是，按照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想在一个社区里开一个面包店、一个洗衣店、一个诊所，对他们都非难事，不需要风险投资，甚至不需要父母资助，只要有热心，你可以从个人服务开始，取得了居民的信任之后，再根据不同的需求扩大业务，这时候需要的唯一投资就是时间和忍耐，按理说年轻人不缺这些。可是偏偏现在的中国青年就缺少这个，这是中国社区服务上不来的一个人员因素，那些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扎进社区的年轻人越多，社区服务就越差。

　　老龄化对社区提出新要求

　　最近十年，日本东京附近出现很多“鬼城”，和中国不同的是，那里不是新建无人居住的鬼城，而是曾经熙熙攘攘的小区。这些小区都离东京市中心较远，因为价格容易接受，成为打工族的首选。那时他们还年富力强，不在乎每天坐车三四个小时往返。可是，当这些打工族年事已高，孩子们也都离家而去，他们越来越觉得小区不方便，不得不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让一个偌大的小区变成了鬼城。

　　最大的原因是这种远离市区的小区不方便去医院，很多老人都老病缠身，去看医生几乎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有了紧急情况时，离医院远的问题几乎是致命的。其次是生活不方便问题。年轻时驾车去大型商场购物，几乎是打工族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旅行，孩子们高兴，大人也能放松。可是，老人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早已不认为驾车购物是一种享乐。

　　他们更愿意把门口的超市或便利店当做自己的储物室和冰箱，需要时徒步10分钟便能解决问题。越是老人越是愿意在繁华的地方滞留，看看人群和车流，在茶店或咖啡厅坐坐。即使他们想和朋友聚聚，也不会开车前往，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铁或大巴，而一个鬼城是不可能随便有地铁和穿梭大巴的。

　　其实这些变化已经悄悄在中国的大城市发生，因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的房价跌不下来。越是老龄化，市中心的社区越是受欢迎，这个倾向在老龄化已成现实的东京非常明显。最近十年东京的人口一直在从周边向市中心集中。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改造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人们都很年轻，大都不关注老后问题，比如洗手间里有没有老人扶手、店铺门口有没有轮椅坡道、十字路口的设计是否合理——几十米宽的路口，一个信号的时间老人根本就走不过去。

　　结语

　　母亲经常告诉我她小时候的快乐。尽管旧时的中国很贫穷，但是庙会和传统节日会给孩子和大人们带来希望。人们之所以觉得幸福，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互相关心，互相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住宅是以单位或集体而建的，尽管没有了中国传统社会联络方式，却有单位上的联系，毕竟也算一种社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小区早已走出了单位的范畴，成了流动性商品。小区里既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也没有了集体和单位的联系。小区成了精神的孤岛，成了不动产商品的集结地。那里的居民没有横向的联络，也没有共建社区文化的动力。在我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重建中国社区，找回人们在居住地安全感和从属感。

　　但有一点我是敢于下结论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幸福感的缺乏，与小区里没有社区文化这个事实有关。居民间没有横向联络的住宅，去要用一个围墙围在一起，导致交通堵塞，导致社区服务受阻，你不觉得愚蠢可笑吗？是啊，我们一直生活在围城中，用围城的脑袋去设计围城的都市，居住在围城的小区，还有密密的防盗门和防盗窗，以及更密的心理防线。

　　该是我们试着把小区变为社区的时候了。

　　宋文洲，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第一个在日本创业上市的中国企业家。本文选自作者博客，已获作者书面许可。媒体如需转载，请与作者联系：soubuns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