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什么》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早在2015年就出版的一本书，讲述了葛教授心中的历史学是什么样的。我是在看了葛教授的传记才买来看的。
“历”的繁体是“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移动（P04）。
直到19 世纪末，在中国学术分类中，并没有“历史”这么一门。今天所说的历史一般只要用一个“史”字来表示就可以了，如史籍、史书、史表、史家、史学、史法、史才、史识、史德等。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这里的“史”都可以用“历史”二字来代替。《四库全书》的分类也是经、史、子、集四部。将“历”和“史”两字连用，古籍中反而不多。将“历”和“史”两字连用，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是在《三国志.吴主传》中。但这里所指的“历史”一词的含义，仅仅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P8）。
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已在中国用了至少 3000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用“历史”来指西方概念的 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为“借词”（P9）。
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但并不排除历史与历史学中的人文因素)，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P89）
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历史分为几个系列，主要有这么几种：
时间系列：通史、断代史、阶段史等；
空间(地域)系列：世界史、国别史、地区史等
内容系列：综合史、专门史、资料汇编、年表、历史地图等
人物系列：个人、血缘群体、地域群体、专门群体等
另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神话、音乐、戏剧、影视、民间
故事等（P94）
现存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是司马迁的《史记》，从传说中的五帝，一直记到作者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余年的历史。所谓断代史就是以一个朝代为始终的历史。“二十四史”中除《史记》以外，其余均为断代史。（P95）
从司马迁写《史记》，班固作《汉书》后，就形成了一个朝代灭亡后，由后继朝代组织修撰前朝历史的制度，一直到民国建立以后成立史馆编写《清史稿》，也是遵循这一惯例。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色。（P96）
孔子所著的《春秋》创建了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的写作形式，在记录历史时遇到尊者、亲者、贤者，都应该采用“隐恶扬善”的曲笔，尽量多记载有益的事，不利的事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应该加以隐讳。《春秋》将明善恶、喻褒贬作为历史的首要目的，对于同样的事，往往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作者的态度，不发议论而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
葛教授认为，《春秋》只是特殊时代的畸形产物，正如梁启超所说：“《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新史学·论书法》）
春秋笔法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当然从积极方面来看,我们固然可以说它维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但总的来说，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此后中国史学中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地取舍、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甚至不惜篡改历史的种种不良习气，都是从《春秋》那里继承下来的恶习（P156）。
北宋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经过近19年的努力,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完成了一部长达 354卷的历史巨著。在呈报给皇帝的表文中，司马光希望这部书能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
如果说此前中国历史的传统只是不自觉地把历史作为统治的借鉴，那么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
通过《资治通鉴》的写作实践，中国历史的泛政治化倾向，就更加程式化、理论化,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传统。此后，所有的史书都是以“资治”为中心，只能根据政治统治的实际需要来取舍史料、解释史料，按照统治者所认可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撰写历史，历史的唯一作用就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提供教训,历史学从此成为专制王权的附庸。
顾准对此曾有过极精辟的评论，他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所以，古代史书里所要总结的“道”,都是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而非探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顾准由此出发,指出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必然性，确实值得深思（P169）。
“文革”中流行所谓的“影射史学”，为了使影像符合自己预先设定的形象，就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古为今用”和“影射史学”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P176）。
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所能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但绝不会歪曲、篡改既定的事实。像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时，发现原始记载互为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详加辨析，说明取舍的理由。对于异说，也记于《考异》一书中，以备后人查考。
而影射史学，则是先入为主，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寻找甚至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史实”，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要么绝口不提，要么歪曲篡改，用自己的目标来重新“创造”历史。这样,历史就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凭空捏造历史上所谓“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无限地拔高法家，贬低懦家，凡是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法家都是维护统一的，儒家都是主张分裂的；法家爱护劳动人民，儒家主张残酷镇压等。
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其唯一的现实目的便是打击政治对手。凡是不符合他们的路线的，就扣上一顶“当代大儒”的帽子。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批周公”、“批宰相”就是用来针对周ZL的。
为了将儒家与宰相联系起来，便杜撰出孔子曾当过鲁国的代理宰相，一上台便要复辟奴隶制。其实，孔子从未当过宰相,《左传》定公十年(前500)记载，该年夏，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孔丘相”。据晋杜预的注释，所谓相即相礼，主管两君相会的礼仪，根本与后世的宰相无关。
以前我们总是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葛教授就不认同这种说法，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它们本身所反映的事实、揭示的规律，是客观的中性的，没有所谓的“阶级性”，这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但对研究的结果如何评价、如何运用就包含价值判断、政治色彩和个人功利了（P191）。
葛教授认为研究历史，必须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在大范国中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P192）。
葛教授认为，任何一门专门的学问，要真正地掌握，首先一定要了解这门学科的历史。研究化学的人，如果对化学史不了解，要想成为一位贯通古今的大师，恐怕也不大可能。但目前对学科史研究普遍不够重视，特别是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很多理科院系认为其可有可无，以至一流学者逝世后，研究后继无人、乏人问津，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P202）。
葛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怎么可能得出准确的规律来呢？（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