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3年，是新《证券法》实施满三周年之际，也是我国证券市场全面实施注册制的元年。从中国证监会的案件办理通报来看，2022年全年办理内幕交易案件170件,同比下降15%，但靠内部消息炒股获利的市场陋习仍未根除，并购重组、实际控制人变更等重大事件仍是内幕交易高发领域。
若聚焦到处罚决定，2022年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共对49起内幕交易案件作出处罚决定，在处罚数量上仅次于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且远超过其他违法类型，可见，内幕交易依然是资本市场极为高发的违法行为。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对2022年全年的内幕交易处罚决定进行梳理，分11篇文章对案件数量、处罚人数、罚金数额、内幕信息类型、内幕信息形成时点和认定方式、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的类型、获取内幕信息的途径、罚没比例、被处罚人的陈述与申辩等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以数据和案例结合的方式进行解读，以供各界朋友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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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幕交易行政处罚的力度和申辩情况
正文
截至目前，我们的内幕交易年度报告已经更新了六期。在之后的更新中，我们特别筛选了2022年的典型内幕交易申辩案例5则，与读者分享。在该5则案件中，当事人的申辩思路和监管部门的复核认定，彰显了诸多内幕交易认定的疑难点，值得反复推敲。
具体来说，我们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扩大覆盖范围，选取特征不同的疑难案件，例如，虽然都是涉及处置重大资产的内幕交易案，但是案例1系上市公司交易相对方人员进行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交易，适用2005年《证券法》进行处罚。与之对比，案例2则是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人员进行的传递型内幕交易，适用2019年《证券法》进行规制。两则案例在违法主体、违法行为和适用法规上均不一致，因此申辩和复核理由也存在较大差异，但监管部门均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整体思维”，我们希望通过该对比来展示“相似”案例的异同。另外，案例3的1份处罚决定书中涉及了2则内幕消息，且突出了内幕信息获取地点的多样化，这也是目前内幕交易新的发展方向，值得关注。在案例4中，我们对“利空型”的内幕消息及其对应交易予以了分析，同时，监管部门认为内幕信息形成的认定无需完全精确，而价格敏感性则依旧是判断内幕信息是否形成的核心标准，这也是目前执法实践的普遍共识。最后，在案例5中，我们将视线放在了中介机构的内幕交易违规，并对区分“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和“共同构成内幕交易”的政策取向进行了分析，该区分或将成为监管实践中新的疑难点。
一、案情概要
二、责任认定
天津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第191条第1款，对李某芳内幕交易行为，没收李某芳违法所得83,745.26元，并处以600,000元罚款；对李某芳、何某共同内幕交易行为，没收李某芳、何某违法所得1,430,181.43元，对李某芳处以2,145,272.15元罚款，对何某处以2,145,272.15元罚款。
三、具体案情
根据天津证监局查明的信息，内幕信息的形成、发展过程如下：
经天津证监局查明，责任人交易经纬辉开的情况如下：
针对上述认定，李某芳的申辩和监管部门复核意见如下：
另外，何某的申辩和监管部门复核意见如下：
除了上述复核意见天津证监局还指出，关于李某芳提出卫某平于2020年7月3日并非诺思股东、江某清未参加2020年7月5日深圳会谈，事先告知书相关认定有误，经复核属实，依法予以采纳，但此两项事实不影响对内幕信息及李某芳、何某构成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四、案例点评
第一，内幕信息的认定需要关注“两性”，即重大性和非公开性。责任人在申辩时，若希望证明相关事项不构成内幕信息，则需要从反面论证有关信息不具有“两性”：一是有关信息已公开，二是有关信息不具有重大性，只要能证明其一，则内幕信息未形成，也就不存在内幕交易。在本案中，当事人提出：《股权投资协议（一）》和《股权投资协议（二）》约定的投资金额未达到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事件”的标准，[1]不构成重大事件。
但是，监管部门认为，对于内幕信息重大性的判断，应具有“整体思维”，并结合有关事项对股价的实际影响作出结论。具言之，三份投资协议于同一天签署并在同一天公告，其内容显示经纬辉开是分步骤实施投资行为,最终达到控制诺思的目的,应当一体把握，整体判断是否构成重大投资。
结合实际数据，《股权投资协议（一）》《股权投资协议（二）》确定的投资金额占经纬辉开净资产的5.2%，《股权投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优先增资权涉及的增资金额占经纬辉开净资产的9.18%至18.35%，三份协议履行后，经纬辉开总投资金额将占净资产的14.37%至23.55%。同时，经纬辉开投资诺思事项公告后，也确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公告后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以涨停价收盘，累计涨幅达38.35%，而同期创业板综合指数累计下跌2.56%，经纬辉开股价偏离创业板综合指数40.92%。
第二，确定性并非内幕信息的构成要件。尽管学界和实务界对该点有诸多争论，但监管部门的执法标准依然相对清晰。天津证监局认为，“确定性并非内幕信息的构成要件，优先增资权能否行使这一具体事项的不确定，并不影响对经纬辉开投资诺思事项具有重大性的确定。”
第三，内幕信息所涉及事项后期是否得以履行，并不影响内幕信息本身的判断。本案当事人提出，诺思股东会召开程序违法，优先增资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后续情况也证明未能实现增资。但天津证监局则认为，投资协议后期履行情况、诺思股东会程序是否违法，不影响对内幕信息的认定。
第四，本案的其他申辩理由，包括但不限于：行为人不知悉内幕信息、交易行为不异常、交易有合理理由等，都属于内幕交易申辩的常规理由，均未得到监管部门的采纳。另外，针对部分事实性描述的修改，也不影响最终的责任认定。
注释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7.1.2条，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提供财务资助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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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傅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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