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崩盘后的系列变革赋予政府对资本市场强大的调控能力——《1929年大崩盘》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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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坚持基本面投资,选择的是自下而上的个股分析,但市场有其内在的周期性,如果对市场极端时期各方可能的反应及结果能有所了解,可以让人做出正确性更大的选择。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对当今的资本市场影响深远,能让人生动了解投机吹大泡沫、恐慌与去杠杆引起市场螺旋下跌的过程,对于资本市场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周期性的投机热使股票市场开始过热。自古至今,人们心中对投机与一夜暴富始终执着,从十八世纪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以来从未改变,只是随着投机者的交替周期性上演。同样的剧情在1929年开始,在经济基本面向好这一基础上,人们对股市开始相入非非,相信市场会继续增长。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是总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保证金交易赋予购买者更强大的购买能力,同期出现许多金融创新,比如投资信托公司通过极少自有资金控制一系列企业,购买其股票就相当于加了杠杆。意愿与能力的结合,形成了对股票市场持续的购买力。

1929年对于过度繁荣的股市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付诸行动的仅有央行,而且美联储回收流动性的行动受到所持国债规模较小的限制,又担心加息对市场主体会产生无差别冲击,因此对于股市过热的实质性干预很小,股市的泡沫因此越吹越大。

二、股市崩盘下跌后各方进行的干预有限,特别市场失去信心后人力作用微乎其微。事实上,1929年股市下跌带来的恐慌并没有导致人们对市场完全失去信心,股市也并非直线下跌,真正让人失去信心的是市场长期持续下跌(长达3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对市场还抱幻想的人都被消灭了。针对这一局面,政府及交易所做出了反应,但政府的行为主要安抚,无论各种会议、官员表态看好经济,还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带来几十元的税负减免,真正实质性的干预极少。像一二十年前摩根救市一样,银行家们自发组织护盘行动,但在夸张的情绪面前不起丝毫作用。个人恐慌引起股价持续下行,触发交易者在证券经纪人那里的保证金贷款平仓线,大量质押股票被平仓,引起新一轮股市下跌及恐慌。

三、股市崩盘影响巨大,但也有被夸大的成分。股市的过热必然会引起下跌,这具有规律性。但对于参与投机的人群规模并没想象中的大,1929年美国1.2亿余人口中仅有150万人参与股票交易,参与投机的人数大大少于100万(运用保证金购买证券)。对于社会影响也没有传的大,比如股市崩盘与自杀率提升并不存在相关性,股市崩盘后的几个月里自杀率比较稳定,反例是随后大萧条导致自杀率大幅攀升。这一阶段中发现了种种投机乱象,但随后都被立法禁止:比如发行新股需要充分披露信息;内部交易和卖空被宣布为不合法;央行有权制定保证金比例,必要时可提高到100%;联手做庄、虚假交易、散布消息被全部禁止;成立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对交易所的监管等。

四、股市崩盘的原因易于分析,但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因果却难辨。1929年股市崩盘的原因易于分析,首要原因是投机情绪高涨,人们相信稳定的经济基本面会持续,股票市场会继续增长。其次是各种金融创新为投机买卖提供便利,诸如保证金交易、资产信托公司等。三是充裕的储蓄,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让人荷包变满,为股市买入行为提供初始能量。

1929年股市崩溃对经济基本面产生影响,但如果说大萧条是由此引起则充满争议,经济自身存在的系列问题才是首要原因。比如,收入分配不均匀,新增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裕家庭手中,造成整个社会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投资而非消费上,股市崩溃引起的财富效应,直接让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投资熄火。比如,金字塔形的控股公司结构,投资信托公司以很高的杠杆控制着一系列的公司,加速下滑的股市让信托公司资产归零,无力进行新的投资。比如,不成体系的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太弱,一家银行倒闭,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在更大范围内引起银行挤竞。比如,经济知识的贫乏,仍坚守自由市场的古典经济学理念,坚持政府少干预及平衡预算目标,在市场需要流动性时,却选择了增税及减少支出。总之,如果基本面是健康的,股市崩盘的负面影响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如果经济自身不存在体系性问题,股市风险向实体经济传导也不会如此顺畅。

五、1929年大崩溃后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使政府调控手段及意志能够对资本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资本市场崩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能够被有力的阻隔。将来,无论经济是否健康,股市暴跌都不可能再对经济造成如1929年那样的影响。因为,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得到缓解;二金字塔形投资信托基金被封杀;三诸如凯恩斯主义等经济知识不断增长,政府的主动干预已成为常态;四存款保险制度使股市风险不可能通过银行向实体经济传导;五农业计划、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险等制度的实施,在保护危机时期人民生活的同时,保证了危机时期对经济的需求拉动。

同时,1929年之后的系列反应,也说明一个道理,没有什么绝对正确,在特殊时期投机交易被认定违法、保证金交易可以被禁止,这为随后政府干预扫清了障碍,剩下的仅取决于政府决心。

当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仅存在于拥有独立财政政策、独立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大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