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晓博
刚刚过去的周末，一篇3万字的长文刷屏，为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爆红”再添一把干柴。
辜朝明是过去1年来，在中国被提及次数最多、引发最多争论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日本、在美国读书、持美国国籍、第一语言是英语，长期在日本工作、祖籍中国台湾。
他主要观点是通过两本书——《大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传播的。这两本书都已在中国出版，辜本人也多次接受过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媒体、网络大V的访谈。
下面谈谈辜是什么人，他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引起了国人的共鸣和争论。
辜朝明的父亲是中国台湾的政坛人物，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流亡日本，1954年在日本生下了辜朝明。辜经历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萧条和贫穷，留下了深刻印象。1967年，13岁的辜朝明去了美国，加入美国籍，在美国接受了中学到大学教育，大学毕业后曾到美联储工作，1984年回到日本，长期在日本野村证券工作。
辜到美国10年后惊讶地发现，战后一贫如洗的日本迅速崛起，人均收入很快赶超美国，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再后来，经济泡沫戏剧性地破裂，然后是失去的30年。到目前，日本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最高时达到美国的72%），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1%。
日本的崛起、泡沫、长期衰退，让辜深入思考了这里面的原因，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
辜的主要观点包括：
1、正常情况下，经济低迷期可以用货币宽松来解决。但剧烈的资产泡沫破裂，比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2008年的美国，就不是普通的经济低迷期，而是带有“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性质，需要有特效药来解决。
2、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指剧烈的泡沫破裂后，一大批企业、家庭资不抵债。这时候，有现金流的优先还债，没有现金流的只能破产。企业在投资上变得非常慎重，甚至减少技术升级投入，全社会的投资不断萎缩，经济可能坍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降息、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失灵。90年代的日本，和最近两年的中国，他认为都是如此。
3、当“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的时候，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发国债、增加政府赤字，政府拿这些钱投资或者给企业减税。辜认为，对政府负债率不用太担心，不必受传统的“警戒线”的限制。日本之所以出现失去的30年，是没有对症下药，长期在“货币宽松+结构性改革”上发力，在财政投入上力度不够。虽然日本政府负债率高达250%，他认为有必要还可以更高。他对中国的建议也是，增加政府投资，只要年回报率高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2.3%）的项目都可以搞。
4、辜把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到来之前的城镇工业化过程；二是黄金时代（Golden Era），即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投资、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被追赶时代”（Pursued Era），其实就是产能、资金为了追求低成本而外流的时代。由此诞生了辜的第二个重要概念——被追赶的经济体。
5、当一个经济体进入“被追赶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加大。这时候需要减税降费、放松对企业的监管，以降低企业成本、留住企业。同时，加大教育投资，用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很难说辜的这两个概念都是100%原创，但他把大家意识到、但语焉不详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并命名，引起广泛关注，应该说对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辜之所以1年来在中国爆红，是因为当前我们的情况跟“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很像。
比如下面这张图，是2017年以来中国住户贷款余额和增幅：
202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整期，住户贷款余额一直在38万亿左右徘徊，最近4个季度同比下滑。
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所以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我们看到了显著的K型分化。过去1年多来，民间投资（民企+外资）增幅一直徘徊在0%左右，靠国有投资（政府+国企）来拉动。
1到5月的数据，是民间投资增速从1到3月的0.5%又回落到0.1%，而国有投资从1到3月的7.8%，回落到了7.1%。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央行不断降准降息，但广义货币M2的衍生速度不断下滑，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症状。
怎么办？
按照辜的建议，是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通过发行更多国债、地方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
其实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但辜建议力度更大一些。
辜的观点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一些激进的反对者认为他在给中国挖坑，因为他爷爷是什么人、他爸爸是什么人，所以他不可信云云。当然，凡是这样讲的，往往不懂经济，只懂斗争和流量。国内比较出名的经济学家里，也有不少人认为辜的观点片面，包括林毅夫。
跟辜类似的看法似乎正在成为主流，比如前央行统计调查司司长盛松成的最新表态：
比如李迅雷的最新建议：
国家也一直在增发国债，看看下面这个表格就知道了：
最近，央行和财政部也联手宣布，未来央行将在二级市场上常态化买卖国债，这意味着国债时代的来临。
其中的逻辑是：土地财政萎缩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了，需要通过发债增加政府收入和投资能力。国债大量发行，需要有“做市商”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央行。
这其实意味着中国印钞方式的改变，之前是印钞买顺差（外汇占款）或者给印钞优先给国有大行（PSL、MLF相当于给国有大行注入利润），未来是力挺财政。
所以辜的观点，或者说跟辜类似的看法占了上风。
据辜自己说，他1997年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后，曾直接建言日本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但由于观点非主流，所以没有被接受，以至于日本在黑暗中摸索了二三十年。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读了他的书，加大了财政政策力度，所以美国5年就走出了次贷危机。欧洲最初也不接受这个理论，所以10年才走出2008年危机的影响。
其实日本“失去的30年”，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这里面还叠加了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广场协议+要求日本放弃半导体产业），以及中国开放、日本企业外迁的因素（也就是后来辜提出的“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
日本经济崛起之后，好比一滩丰盈的水。中国是旁边的海绵，个头很大。水和海绵之间的阻隔取消之后，当然会出现海绵吸水的效应。
在中国内地对外开放之后，对日本、中国台湾的虹吸效应非常明显。
但如今，中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过去这些年，我们处于辜说的第一个阶段，城镇化、工业化阶段。随后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没有了。
这时，我们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发展黄金期。由于人口红利没有了，普通劳工工资会上涨；再加上产业升级，老板、技术人员、中产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这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黄金阶段，也就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阶段。
但还没有等到我们完全进入黄金期、享受黄金期，美国的打压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我们提前进入了“被追赶的经济体”阶段，外资包括部分内资把资金产能工作机会迁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
辜认为在这个阶段，应该对企业减税降费，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和限制，增加教育投入。但最近我们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太符合他的建议。
至于辜说，美国2008年后接受了他的建议，所以5年走出次贷危机。这个说法也颇值得推敲。美国经济复苏能力强，跟人才吸引力强、科技创新能力强有密切关系。日本复苏能力弱，跟是非移民国家，对全球人才吸引力弱，以及终身雇佣制也有关系。
所以，我也不认为辜是100%正确的，他的理论更关注政府行为和中短期效果。但他的研究是有启发性、开创性的，值得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