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政客希望与中国在产业链和金融上脱钩，但在过去几年一直难以如愿以偿。一是前几年西方疫情失控，导致其企业无法复工复产，而中国的科学防疫确保了企业复工复产。中国大量民营企业的韧性最终促进了外贸强劲上升，中国与世界贸易上的挂钩变得更紧。二是中美利差和中国的金融开放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持续流入中国，中国与西方在金融上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然而，进入2022年以来，西方生产的恢复、中国部分地区民营企业面临停产风险，以及中美长期利差的反转，使得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中国。产业和资本外流开始加速，一部分回归了西方，一部分流向了印度、越南等国家。美国在加速推进的、由其所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在加剧和巩固这些趋势。尽管部分资本外流东南亚是由中国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上涨所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但也有一部分资本外流是受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如上海一些外资公司决定将总部迁移至新加坡。
四是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竞争。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正在快速崛起，营商环境快速改善。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仿照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通过提供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从而提升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东南亚一些国家甚至在新冠疫情并未结束的情况下，逐渐放开管控，从而增加了对外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