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畅通有序流动渠道，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
《意见》提出，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提升户籍城市化率 激发经济增长内在活力
按照此次确定的“城区300万常住人口”的标准，除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以及成都、广州、南京、武汉、西安等超大特大城市和部分计划单列市以外，在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绝大部分都有望被纳入这一政策的覆盖范围，取消落户限制。意味着这类城市针对落户的后续约束会减少，劳动力、人口或人才落户流程将变得更为简单。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大学生、农民工、小商贩、个体户在全国范围奔走，让中国经济的腾飞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学者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对改革开放4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30%。
人是发展的基础，更是发展的归宿，“人口流动”并非制造大量的“流动人口”。融义研究认为，《意见》的最主要的政策意图，是要破除阻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性流动和经济发展相互的促进作用。
可以预见，未来城市间人才流通的壁垒将被进一步打破。近年来，人才争夺大战从二线城市展开，逐渐蔓延至一线和三四线城市，众多城市为争夺人才“各出奇招”。例如温州市于25日发布的《温州市人才住房租售并举实施办法》，提出符合条件的优秀本科生买房打7折，租房3折，并将在全市配建人才住房。
《意见》提出“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本质上是要进一步提升当前的户籍城市化率。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的发布，给全社会一个非常强烈的积极信号，就是通过人、土地这些基本要素的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能够显著地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放宽楼市有效需求 有助房价中长期稳定
总体来看，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与中国房地产整体形势相关。
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着购房需求不足等困惑，新库存的持续增加，去库存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一些三四线城市来说，政策出台后，小城市的人口流入率提高，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外地人口涌入，城镇人口活力得以保证，对被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来说有一定利好作用，政策落地，需求缺口增加，客观上会释放新的购房需求，对于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着积极作用。
从中长期来看，二线城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在人口、资本、土地、产业等多方面要素的支持下，城市基本面前景向好，购房需求具备较强支撑。
国泰君安认为，在2010年拉开的需求侧调控大幕，在接下来将逐步被供给侧调控替代，进入到需求侧宽松的历史大周期当中。房住不炒的核心是去金融化，而中国楼市的金融化并不是房产本身，而是土地，因此金融化的是房企、而非居民。当前以金融收缩作为房企调控的主要手段将长期存在，从金融宽松的上行周期步入金融紧缩的下行周期。同时，需求侧将逐步宽松，以达到平稳过渡的目的。
该机构认为，户籍准入、限购限售等政策都将逐步退出，尽管部分城市在因城施策的背景下存在先后顺序，但大方向一定是以放宽有效需求的方式，逐步过渡到企业缩表、居民稳杠杆的市场。在这一过程当中，逐步完成房企淘汰式的供给侧改革，在利润蛋糕缩小的背景下改善竞争格局，模式恰当的企业比如万科A、保利地产、华夏幸福、旭辉地产等将受益于竞争格局改善的估值提升。
融义研究认为，放开落户限制有利于尽快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对国家层面而言，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放开落户限制可助推经济稳定发展。城市化带来人的集聚、消费的集聚，而这些集聚不但扩大了经济规模，更促进了分工和交流，由此又迸发出新的创造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全面取消限制固然“诚意十足”，也需要相应的地方政府有拿得出手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对于人才缺口比较大，更需要人口进入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如何提高落户吸引、保障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为了更好地迎接“新市民”，一方面，需要打破附加在户籍上的一系列福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期待后续地方政策的落实和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