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波动性，创造“逆碎性”
—摘自塔勒布《反脆弱》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我提出了“黑天鹅”的概念：“超乎人们意料之外并且后果严重的大事件”。我们从来不会预计到黑天鹅的出现，但当它到来时，却会显著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911、互联网以及谷歌的兴起。
纵观世界经济生活和历史，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由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常规事件在长期来讲对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偏差，人们仍然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思考方式，而这也使人们有了预测未来的自信。但由于黑天鹅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对于各种预测工具的信任意味着我们还将继续冒危险而不可知的风险。
有些人错误地期待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好的预测手段，来成功预测黑天鹅的出现。另一些人怀疑我们是否就应该撒手不管。如果我们不能预测出潜在的巨大风险，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创造出在黑天鹅来袭时不会倒下、甚至可以从中获利的机制。
 一样东西易碎与否要视乎它的抗波动能力。以你桌上的咖啡杯为例，它需要的是和平与安静，因为未知事件给它带来的伤害多过好处。易碎的反义词并不是健壮或坚固或富有弹性，拥有这些特性的东西只是不易被打破而已。
为了应对黑天鹅事件，我们需要的应该是那些可以从波动、改变、压力和混乱当中获益的东西。我将这个特性取名为“逆碎性”(antifragile)，现存的唯一和“逆碎性”理念有些许接近的是衍生品交易员称为“Long Gammer”策略，该策略是指从市场波动性中获益的金融安排。关键在于，“易碎性”与“逆碎性”都是可测算的。
更实际的来说，重视“逆碎性”意味着我们的私有与公有机构可以有能力在混乱的市场中进步与成长。通过对“逆碎性”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再为预测下一个不确定的大事件而绞尽脑汁，可以在未知多过已知的世界里做出更好的决定。
为了将“逆碎性”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有以下五点建议：
1.把经济当做一只猫，而不是一台洗衣机。
受到后启蒙运动观点的危害，我们都认为世界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需要像学教科书那样研究它的运转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机构就没有自我愈合的能力，而是需要人来运作他们，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相反的，自然或有机的系统则是“逆碎”的：他们需要一些非常规的混乱来帮助发展，就好比骨骼若失去了压力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在过去，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抑制自然波动，并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这让问题延时爆发，却也爆发的更严重。这就像在森林里聚集的可燃材料，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可燃条件，越多的堆积意味着森林大火爆发时更为悲剧的后果。
但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总是以最大限度的稳定作为目标，以至于无视正常的商业周期。英国的劳动党领袖戈登布朗呼吁的是“没有更多的繁荣与萧条”，格林斯潘也追求让经济“平滑化”，他们对经济发展无微不至的调控引导我们进入了现在的混乱。为了去除市场中的波动，格林斯潘不遗余力的向系统注入廉价资金，最终导致了巨大的隐藏杠杆和房地产泡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了曙光，在英国而不是美国，央行行长金恩倡导央行只是在经济严重患病时进行干预。
倡导“逆碎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要完全避免干预。过于频繁干预的问题在于它在平时耗费了太多资源，却在面对例如自然灾害等关键时刻的时候束手无策。所以在复合的系统中，我们必须将政府的干预限制在真正重要的事件上。
在社会政策中，在我们提供安全网时，它必须帮助人们吸收更多的创业风险，而不是将个人变成政府的依赖者。这不代表我们应该对弱势群体冷漠无情。长期来讲，为个人提供救助比对为企业提供救助的危害更小。当前的政策必须在考虑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将未来对企业进行救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2.提倡那些可以从自身错误中受益的商业模式，而不是那些将自身错误传播到整个系统中的。
有些商业和政治系统比另一些更善于应对压力。航空业就在每次坠机之后使得空中旅行比之前更为安全。每次悲剧的发生都会引发一次完整的调查，并且消除造成事故的祸因。餐饮业也一样，每一餐的质量取决于整个行业的成功率，一些餐馆的淘汰让剩下的变得更强。如果餐饮业没有那么高的淘汰率，那么我们每天吃的就可能是苏联式的自助餐。
 这些行业都是具有“ 逆碎性”的，整个行业可以从单个个体的“易碎性”中获益，所以没有一家企业是白白失败的。这些行业有着与大自然优胜劣汰规律相近的特性。每一个良好的机制都是由一次失败的经历，在进化的压力下引起的。
相反的，每一次银行倒闭都让金融系统更脆弱。在现在的系统下，这种脆弱是无法补救的。所有的错误加在一起变得巨大而可怕。改革后的金融体系会消除这种多米诺效应，让每次个体的倒闭不会带来任何系统性风险。当前，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减少经济中的债务以及杠杆，转而采用更多的股本融资。一个拥有高债务杠杆的公司是没有犯错空间的：他们必须非常善于预测未来的利润（以及黑天鹅事件），他们一旦违约，其他需要再借款的企业就会遭殃，因为贷款者延长信用的兴趣会骤减。因此，债务会将个体倒闭的后果在整个系统中传播。
一家由股本融资支持的公司却可以在收入下跌时存活下来。以2000年科网泡沫爆裂为例，因为科技公司依赖的是股本而不是债务，他们当初的失败没有对经济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失败反而帮助加强了科技行业。
 3. 小是美，小更是高效。
商业与政府专家们总是讨论着经济的规模效益。他们说增加项目和机构的体量可以节约成本。但这种“效率”一旦变得太大，就没有效率可言了。体量可以带来可见的好处，但同时也有隐藏风险，他暴露了更多巨大损失的风险。一个价值为1亿美元的项目显得很理性，但其蔓延风险要比1千万美元的项目大得多。“易碎性”在这里就好比一头大象和一只老鼠，大象只要轻轻的跌倒就会跌断脚，而老鼠从和自己身高相同的地方跌下无数次都不会受伤。
所以我们要将决定权和项目分配到尽可能多的单位，将错误的可能性传播到更广泛的来源中，以加强我们的系统。我甚至认为政府的去中心化可以帮助减少公共赤字。政府赤字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低估项目成本造成的，而大型、自上而下的政府更容易这么做。瑞士政府的决策系统以州为单位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前苏联、叙利亚、伊拉克等的独裁政府就以失败而告终。
4. 试错法胜过学术知识  
 “逆碎性”的事物喜欢随机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在西方发明和革新史上，传统的通过反复试验后再修补的方法曾经比定向科学扮演着更重大的角色。
我并不提倡单独的试错法。要到达“逆碎性”，关键在于错误的成本必须控制得很低，而潜在的收益必须很大。正是收益与损失的不对称性才能让“逆碎性”的试验从混乱与不确定性中受益。
由于曼哈顿计划和航天项目的成功，我们高估了研究者和学术家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写书和论文，而实验家与工程师却不，所以相对而言更加隐姓埋名。英国历史性的崛起就是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实验者们在制铁、蒸汽机和纺织生产上的进步。英国科技黄金年代的成功者大都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学术论者，例如达尔文，卡尔迪文、帕森斯和贝叶斯。自从官僚主义科技开始统治英国之后，日不落帝国的科研实力就急转直下了。
美国也复制了英国之前的模式，从工程控制学到衍生工具的计价公式，都是从业者在反复试验改进后得出的。要倡导“逆碎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正规教育和支持试错法之间的相反关系。革新不需要理论上的引导，就好比“教会小鸟如何飞翔”一样。
5. 政策制定者必须将自身利益摆上台面
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让如此多的权力集中在完全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少数人身上。资本主义中的激励政策需要抑制政策的配合。在商业世界，解决方法很简单：对于破产的公司，必须追回管理层之前所获得的花红。对于那些藏匿风险的人必须施加额外的经济惩罚。我们可以在古代找到很好的例子，罗马人让工程师在桥梁建成后睡在桥下。
 由于我们的系统很复杂，监管者不会比制造并隐藏风险的人更清楚机构面临的潜在危险。如果采取以上的方法，那我们或许可以避免银行危机。那些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加入小几率事件的银行家们，在平静年代收取花红，而在大祸临头时将损失转嫁给纳税人，保留了自己的奖金。
通过以上的五条建议，我列举出了正确认识“逆碎性”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些明显政策结论。值得一提的是，“逆碎性”不仅仅在社会经济上对人们有所启发，更可以运用到地球上的许多自然以及事物规律中。
我们都知道促使人运动的压力对身体有益，但人不会将这种洞见转移到其他对身体或精神有益的事情中去。事实上，我们的身体还会从间歇性饥饿、短期蛋白质缺乏、身体不适和极度高温或低温中获益。在平稳的地上穿着舒适的鞋子行走会伤害到我们的脚和背部肌肉，我们需要的是地势上的变化。
现代文化痴迷于舒适和表面上的稳定，我们因此将自己的身体放在舒适的环境中，试图消除一切外来的不稳定性。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情和我们对自己身体所做的其实一样：使其变得更脆弱易碎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