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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强生首席科学官Paul Stoffels博士担任CEO之后，带领Galapagos转型进入CAR-T和抗体领域。现金充裕的Galapagos，对肿瘤领域、中国的早期和中期临床阶段的产品尤其感兴趣。另外，公司还期待将其七天生产CAR-T的技术引入中国。
Galapagos（加拉帕戈斯）是位于东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一个火山群岛，以大量特有的物种而闻名。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曾经在这里对这些物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藉此写出了著名的《进化论》。1999年，一家名为Glapagos的生物制药公司在比利时成立，该公司聚焦于免疫和肿瘤领域，期望能开发出变革性的创新药物来延长患者生命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005年，Galapagos在泛欧交易所上市，十年后在纳斯达克上市。2020年，公司首款产品JAK1抑制剂Jyseleca（filgotinib）在欧盟、英国和日本获批用于类风关，这也是该公司迄今为止唯一一款上市产品。
去年4月，原强生首席科学官Paul Stoffels博士加入Galapagos，担任首席执行官。上任后，即对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减了多个在研产品。两个月后，Galapagos宣布收购CellPoint和AboundBio，藉此进入CAR-T和抗体领域。本月初财报会上，Stoffels还宣布已签署了意向书，将公司唯一的商业化产品Jyseleca业务转让至Alfasigma。
随着公司的转型，Stoffels也开始寻找公司以外的创新资产，他也将目光投向中国。最近，研发客连线Stoffels，了解Galapagos的创新平台，外部合作计划以及他对中国创新的看法。
研发客：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Galapagos？
Stoffels：
Galapagos专注于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和疾病，主要活跃在欧洲和美国，但非常渴望开发新药并将它们推向全世界。目前我们有两个开发平台，一个是小分子平台，我们已经开发了20年了，我们基于该平台发现新靶点并开发新产品，filgotinib已经上市用于类风关和溃疡性结肠炎。
最近我们将创新活动扩展到CAR-T领域。我们的另一个开发平台即是新型point-of-care CAR-T平台。我们与Lonza合作，利用point-of-care技术平台将产品更快地提供给患者。这是CAR-T在生产领域的技术革新，我们把新鲜的细胞放进一个封闭的孵化器中，这个工具可以放在桌子上，采集的细胞可以放在医院里就地生产，无需冷冻和物流运输，7天后就生成了所需的CAR-T细胞。这就是创新——流程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些创新将会给患者带来很多好处。
来源|Galapagos
在商业化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吉利德，帮助我们在美国进行商业化。
研发客：Galapagos是否有意从外部购买更多的类似上述CAR-T平台的创新资产？
Stoffels：
我们非常感兴趣，正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寻找免疫学和肿瘤学的产品。
在免疫学方面，我们关注目前尚无治疗药物的疾病领域，例如，一些严重的晚期炎症性疾病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肿瘤学方面，我们对CAR-T特别感兴趣，也寻找用于血液癌症和实体瘤的抗体、小分子药物。
研发客：您对来自中国的创新产品有兴趣吗？
Stoffels：
尽管免疫学和肿瘤学是充满挑战的领域，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好的资产时，就有兴趣购买或者授权许可这些产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产品。因为很多生物药都是在中国研发，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机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们希望用优质的在研产品来补强管线，特别关注那些优秀的1、2期阶段资产以及中期阶段资产，好的临床前产品也是不错的选择。肿瘤学领域是我们的焦点，无论是小分子还是其他类型的药物都很感兴趣。
研发客：Galapagos会选择以哪些方式与中国公司合作？授权许可交易、直接投资或是其他？
Stoffels：
授权许可通常是针对单一资产的。当涉及技术平台、优秀团队和多个产品时，我们可以进行收购。我们与吉利德公司有很多合作，目前我们拥有大约40亿美元的现金，可以帮助我们引入新的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早期和中期资产特别感兴趣的原因。
11月初，我们的团队在中国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与不同的中国公司进行考察和交流。我们还参加了BioCentury-BayHelix中国医疗健康峰会。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中国团队，我们已经准备好与中国的公司展开互动。
研发客：您如何看待中国药企的创新能力？
Stoffels：
我必须说，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二十多年前，当时我担任强生旗下杨森制药的研发负责人，我开始与药明康德合作开展第一个毒理学研究，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药理学合作经验。之后强生在中国设立了上海创新中心，并与很多中国公司一起工作，接触了很多新的合作伙伴，合作并推进创新。
然后到了最近十年，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公司里有具有全球思维的优秀科学家，中国的创新发生了蜕变。这意味着不是欧洲做欧洲的、美国做美国的、中国做中国的。当你想做一个好的药物开发时，你需要向全世界提供你的产品，并支付产品的费用，因为开发成本高昂。而中国有很多有全球思维的优秀团队，他们与全球和中国的监管机构以及专家合作，开发出了具有全球潜力的产品。
为了获得融资，你需要全球的潜力。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昂的开发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你有挽救生命的药物，你就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产品，从而在全球产生影响力。
我非常钦佩过去十年中国出现的令人惊叹的生物技术公司，他们有着美好的未来。就像Galapagos，虽然是一个较小型的公司，但如果足够聪明、具有全球思维且行动迅速，仍然可以通过开发新疗法来开创医学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想做的。
研发客：对于新药研发，哪些方面您认为比较重要？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新药开发的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以提高？
Stoffels：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研究速度很重要。我认为现在从药物发现到概念验证试验之间的速度是惊人的。在中国，药企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加快了从科学到产品转化的速度，而且能够接近患者，并获取前沿创新的最新信息——这对全球每家公司来说都很重要。我认为中国的一些公司在这点上做得很好。
这些中国公司很早地与国际和本国的监管机构互动，从临床前药物开发到确定正确的研究设计，比如头对头研究、验证性研究，从而帮助新药实现尽早获批。在我看来，如果有一款非常好的药物，必须尽早与当地、区域性的以及全球的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因为监管机构对那些能给患者带来改变的产品非常关注。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必须做到这一点。有一些公司的策略就是立足于区域市场的，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想要获取全球市场，那么应尽早做好与全球监管机构沟通的准备。而且我发现，尽早与全球监管机构互动沟通的趋势越来越清晰。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早期就与FDA进行互动沟通，获取他们的意见，公司的研究也往正确的方向开展。
毫无疑问，与全球监管机构对话需要一支全球性的团队——一支对美国、欧洲、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法规及市场特点相当了解的全球团队。这支全球性团队必须能制定出适合这些市场的研发计划，以及某款药物是适合全球还是适合某个地区的关键性决策。
研发客：Galapagos在中国有什么业务计划？比如设立办公室等？
Stoffels：
目前我们在中国没有办公室。不过我们有派专人到中国了解当地的语言、领域特点。现在正是时机，可能未来12个月我会来到中国，如果我们和中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会尽快来中国。
我认为，我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一定会加快。作为一家小公司，我们更愿意尝试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在全球各地拥有自己的机构。不论是在药物发现与开发，还是商业化方面，合作伙伴关系都是比建立庞大团队更理想的方案。
我们非常希望把中国的产品带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很乐意将我们的产品带入中国。您可以看到我们在研产品的数据，有非常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而所涉及的治疗领域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而CAR-T疗法的7天制备时间在临床上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处于疾病晚期的患者时间不多，好的治疗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延长生命。
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什么样的产品？Galapagos希望将这些产品带到全世界。但首先，我们必须在欧洲通过新产品和新管线重建我们的地位。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Stoffels：
因为我的家人。我们住在欧洲，但我在美国工作，每年需要往返美国20次甚至更多。在强生，我和团队一起开发了25款新药。从强生退休后，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比利时我仍然想在药物开发方面做出贡献，用经验和能力来帮助Galapagos取得成功。
我是Galapagos的创始人之一，很多年后，我回到了之前创立的公司，回到了我的4个孩子和7个孙辈身边，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因为除了药物开发，还有生活。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总第20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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