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没有人再对未来经济预期保持如2023年初的乐观。我们看到CPI持续徘徊在0附近，即使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很难否认我们站在了通缩的边缘。资产价格下跌以及收入预期下降所带来的消费意愿不足的问题还在蔓延，这也更使得企业的投资意愿较弱。于此同时，卖地收入下滑所带来的地方政府收入下降，也使得其很难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唯一可以指望的需求增加点是中央政府增大支持，在1万亿特别国债之后还需要更加具体和切实的落地。
1、美联储加息到底，2024年将有望降息，资产定价端影响将逐步降低，但需要警惕美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
在11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停止加息以来，市场开始转变为预期持续停滞的利率环境，同时10年期美债迅速下行，自10月中旬的5%回落至目前3.9%的水平。
在2023年，尽管美国经济在持续加息中展现相对强劲的韧性，我们也强调了不要低估美国经济的强势。这部分归因于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重新扩张，其财政赤字规模接近1.7万亿美金，维持在较高水平。在加息过程中，美联储的缩表速度相对较慢，M2总量依然保持相对高位，因疫情期间注入市场的流动性未能在短期内完全回收，这拖延了通胀回落的速度。
2024年，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并不能持续，也会随着利率见顶逐级减弱，我们需要关注美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以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
在2023年，美债利率预期出现了显著波动，但与此相比，未来一年的美债利率预期变动将趋于平稳，更多将在稳定和小幅下降之间波动。我们预计美债收益率预期在未来一年内将保持相对平稳，虽可能出现轻微下降的预期，但幅度不大。每次出现这种预期时，资产价格都有望上涨。这一趋势对国内资产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消除，资产定价（可能的下降）将更有利于对美债收益率较为敏感的板块和科技创新类行业。
2、国内地产危机需要破局，稳定资产价格预期方能稳定消费和投资预期
目前房地产占到GDP的占比大致回落到了5%左右，相对高峰时期11%的占比来说，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从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房地产在GDP的占比在6%～7%左右。在目前的地产问题中，除了此前开发商过高的杠杆率外，最大的问题是地产公司的融资功能基本丧失，这一点在2024年可能会有所改善。
同时，目前房地产占GDP的占比已经要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占比会更高），新的地产发展的模式将有希望被建立，产业和行业也将更平稳的落地和发展。在稳定了地产预期和资产价格预期之后，才能够解决目前经济困境的根本困境，也就是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和收入预期下降所带来的投资及消费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交易时间点之一。
3、政策工具箱充足，扩大内需，改善国际关系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打破通缩负循环问题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的工具箱是充足的，无论是货币层面的降准降息，还是需求层面上的中央政府加杠杆等。问题的核心将是这些工具会何时推出，从政府行为决策角度这些措施更多将是一种托底举措，而非刺激的动作。
尽管目前的宏观预期十分平淡，不应计入过大的期待。但另一方面，即使有诸多问题影响了内需，我们依然看到中国依然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消费市场，如果被抑制的内需有些许的释放，也将迸发出一定能量。而内需不足的源头来自于资产价格的下跌（房地产和股市），如果下跌的风险开始稳定，有望止住消费不足至通缩的趋势，开启一个相对正向的循环。
同时，外需在美联储加息到顶的预期情况下有所好转，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其中蕴含的供应链转移风险。唯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国际关系和环境才能够确保外需的有序恢复。即使单边的开放也是必要的。在23年底和24年初，政府对外国人签证政策有大改善，以及高层开启了持续的出访，这都是较好的征兆，也将是交易中重要的观测点。
此外，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而在高端造船业中也有不小的规模增长，这都是值得感到高兴的。我们关注中国企业出海的机会，正如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拥有了大量的企业出海成功案例，这部分虽然不计入到GDP中，却使得日本在海外拥有和日本本土几乎同样登记的经济规模。其中，必然会蕴含中高性价比投资机会。
目前阶段，从微观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因为市场快速下跌所累积的内在风险，尤其是前两年市场存在了大量的衍生品工具，这可能会加速和放大短期的波动。从宏观层面上，也应该看到风险越跌越释放。在交易上，我们需要提高灵活性，同时采用较多的可转债，以在股票投资中加入债底保护，以有效应对当前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