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酒的消费税看
白酒，在国内是要征收消费税的，有几个品类都需要缴纳。但是直接的征税对象是白酒的生产企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厂家把酒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以此规避消费税的情况。后来，消费税的征收办法规定了：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高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含70%)以上的，税务机关暂不核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如果你想避税，压低出厂价，就会有一个最低价。
消费税是从源头生产厂商征收，但是以前是全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其实拿不到这笔钱。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这就导致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鼓励生产，扩建产能，向外扩张，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些白酒怎么消费掉？高端白酒还好，低端白酒，基本就是在卷。
电商的快速发展破坏了税收的属地原则
消费税这个事儿，其实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你买了一双鞋子，当然这个是不需要消费税的。但是过去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以前厂家把鞋子生产出来了，在生产地缴纳增值税。流通环节需要线下的各种资源配套，比如物流，比如商业地产，比如销售人员（他们一般在当地缴纳个人所得税，还要消费等），对消费地的地方zf来说，这也算是一件不算差的事儿。而且往往终端零售价，是要远高于出厂价的。出厂价50元的鞋子，零售价可能是200元。生产地政府的增值税并不是非常大，但是消费地的征税空间大于生产地。这样税收的地理空间和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是重叠的。
但是现在出现了重大变化。电商的大规模出现，导致了很多地区的税收流失。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所有人买鞋子，都是通过淘宝，买的都是鞋子生产效率最高的莆田。这样就导致，其它地方政府无法鼓励居民消费鞋子，居民消费鞋子（通过电商），对莆田是利好，但是对地方zf半毛钱的好处都没有，一分钱税都收不到，而且买了鞋子，就没办法买房子了.....
增值税：影响了要素的配置
增值税的好处不用说，否则不会成为20世纪税收领域最重要的发明了。作为咱们的第一大税种，的确是非常重要。征税是进销项发票的差额。这部分差额包括了：企业的利润，zf的税收，居民的收入。这么说可能不是很严谨，增值税是一种价外税，增值税是不包含在收入里的。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增值额到底被谁分走了！
细节就出在这里，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了很大的逻辑漏洞。
政府为了增值税，那么对经济规模的要求就会很大，甚至他们不考虑行业层面的供需，也不考虑产业层面的分工。明明产能过剩，还是会招商引资，扩大生产，企业纳税反正有没有利润都要缴纳增值税的。不考虑产业分工，比如光伏，有人要做垂直一体化，地方zf肯定是欢迎的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企业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扩张是被鼓励的。地方zf能提供的是相对优惠的土地（中国的工业用地相比于住宅算是便宜的了，但是在全球来看，工业用地不算便宜，但是基础设施好）和信贷资源。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加足了杠杆，分公司成立，很可能土地，资金都有了，弄不好有时候厂房都是代建的，税收还有三免三减半，这背后都是地方冲着增值税和GDP去的。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亏了，亏损不大，赚了那就赚大了，更何况这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问题呢。
公司是看利润，但是更看现金流，看信贷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规模和贷款是公司核心关注的重点。至于产能过剩？你问问通威和隆基，他们谁想过？我不相信两个老板看不到光伏产业的问题，他们肯定比谁都清楚，但是其决策的流程......隆基不是说要在西安建设100GW的产能吗，后来不了了之。
从这点来说，大家需要注意，这其中的宏观环境和股票投资机会。
比如2021年狂飙的光伏和锂电池，那个市值规模和你对全球市场空间的估计，怎么都是对不上的，太贵了。但是企业仍然吹着牛逼往前冲.......你说老板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老板又不傻，那么只能说明，他们的行为是被扭曲的市场信号支配了！最后行业遇到了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关键是：大放水，这是一个大背景，除了股价泡沫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消费受阻为了拉动GDP，地方zf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信贷资本发展新兴产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泡沫就产生了。
大家会说，你怎么没说人？其实这里人的工资就是被牺牲掉的。企业和地方zf的目标也都是为了“钱”（现金流意义上的），那么只能苦一苦打工人了——打工人关于薪酬的一切努力，都会被压下去。日本有春斗，美国有工会......我们有仲裁。宏观上来看，居民部门的劳动收入所得占GDP的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不算最低的也差不多了吧
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价格理论：价格信号指导了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但是，现在的制度设计到了，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的行为受到不同的信号引导，发生了异化，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三套价格体系，当年我们也遇到过价格双轨制的问题。这才是背后的关键所在，如果不能理顺各方行为的支配信号的一致性，那么就会存在很多广义的委托代理问题。
增值税：影响了社会分工。为了税收，垂直一体化被鼓励，最后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分工，造成了要素市场的隔离和配置的低效。这还是要素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所在。
消费税如何影响经济
消费税，可能会改变地方zf行为在增值税下的扭曲。
消费税的分配，立竿见影的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辖区内谁收的消费税多，就分的多。要知道，增值税就是分50，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消费税也是呢？至于大家担心的收入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这么来的。
生产企业可能会消失一部分，但是剩下的企业roic可能会快速提升；另外就是：消费服务型企业就会蓬勃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就业岗位会从生产型企业转向消费服务业。
地方zf直接控制了土地和资本要素，但是如果做消费品的话，你会发现你面对的：能不能让消费者买单？这其中过了一道，如果想要GDP，那么必须有人口，有收入，有消费意愿，这期间的xunzu空间小了太多，因为你只能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激励制度，这其中的主要要素投入，并不是土地和资本，而是人力和品牌。所以，大家也别说这个那个了，其实都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必然的结果。
现在的消费税征收范围有限，现在分配环节做动作，但是未来必然是：1.扩品类；2. 向后移。
扩品类不用说了，中国一年的社零规模是50万亿的体量，地产高峰期也不到20万亿，现在更是只有几万亿——如果用5-10年逐步扩征，最后的结果足以补上现在的地产缺口！这机会是唯一的机会——针对地产征税，可能会让人口迁移，或者很难。
房产税可能是变相征收——为了促进辖区内的消费和人口聚集，政府从当年的拉房价卖地，会变成大规模的供应，降低居住成本（算是“招人促消”的成本），通过房价降低，相当于一种隐性房产税——前面的人都趸交了，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代际财富分配和税负的不公平问题。谁受益，谁缴税。
后移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税收基准的问题，在出厂价征，还是零售端的价格，这个差距不算小，如果后移，直接增加了税收规模。
相比于大家担忧的税收增加，我个人觉得，首先不一定会增加，其次税收的公平性和对要素配置的效率提升，对中国经济的转型至关重要。
首先可能会降低增值税，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
地方zf的卖地，本质上是将未来的税收，一口气收了，这导致了债务问题和资源的错配。但是消费行为想这么做很难，寅吃卯粮的情况会减少。
其次地方zf，不会大估摸介入要素的配置环节，生产侧的roic有望提升生，这才是制度长牛的关键，不信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的指数，不是一直牛——在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国家之后很多年，道琼斯其实一直很差的，真正的牛市是3个阶段：1.二战之后，美国从生产到消费的结构性转变，这是对战争资源扭曲的修正；2.80s以后的经济转型，美国服务业和科技行业发展起来，消费是美国gdp的主要驱动力；3.次贷危机之后，史无前例的10年大宽松。
这非常有背于大家的经验和常识：生产无长牛，消费是资本市场长牛的关键！当然了，生产水平不高的消费，会导致贫穷——因为没有资本积累，没有工业化，在低人均GDP的时候发展消费，就是自我阉割。
最后，消费税本质上是一种“人头税”，没有人何来消费呢？在生产受限的时候，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那么必然要对生产资料征税，否则就会那个啥，我说的是康熙时候的摊丁入亩，本质上就是人头税转资产税。
但是现在，全球的矛盾都是供应过剩，消费不足，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要继续引导要素向生产侧投入，而是应该向消费侧投入。
从生产转消费，难在人；从消费转生产，亦难在人。前者是分配的问题，后者是供应链和产业工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和美国面临的问题。
美国想要在自由贸易下竞争，重回生产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问题。依赖于内部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结构，20-30年内，美国是无法重回制造大国的。这是特朗普一直追求的，但是也注定是看不到的.....
我们的@问=-0题是：只要能解决内部的分配问题和行为激励问题，虽然难度大，但是内部改革空间大。我个人的看法是：做好顶层激励制度设计，让地方zf想办法。（前几个月看了一个养牛的项目，结果今年牛肉价格大跌，其实我想说的是，地方zf最好不要介入生产过程，有一个说法叫：勤劳至贫——你们养牛吧，一头牛两万块呢，结果大家都养，谷贱伤农的典型，更何况进口政策飘忽不定呢）
如果这样了，那么地方zf的行为，就会从对企业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维护！大家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会大幅减轻.......
其实，地方zf并不是不鼓励消费，很显然，鼓励服务业消费，但是不鼓励实物商品消费。比如，哈尔滨，淄博，西安，鼓励外地游客来本地旅游，不鼓励商品消费。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一个是不可贸易品，一个是可贸易品。所以，大家都不笨.....
投资机会，我就不说了.....
后记
我们说，大小zf之分，主要是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对资源的掌控能力。
我们对大zf的xx，主要问题在于：1.zf是否有能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 zf的xunzu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你们先不用喷，有时间看看德国和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区别。
都是什么年代了，还在讲所有权决定论，如果能抑制问题委托代理成本，那么所有权并不能有效的决定要素的配置效率。外部监督重要，但是内部制度设计更重要。
过去，地方zf直接介入要素分配，那么产生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多啊，如果一旦地方zf的直接利益来自个人的消费行为的时候，你们想想会发生什么？我看过很多，讲咱们的zhidu问题的，说市场化的。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混淆了这其中的问题。比如我前面说的三套“价格”信号，实际上，每个主体关注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咱们过去的信号激励体系就是鼓励生产的，结果很成功，代价是现在成本也很高。这不但不能证明这么做是错的，这只会征明这么做是对的——从一个穷国变成了制造业大国。
后面改就完事儿了。市场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说的很多概念究竟是什么，只谈理想，不谈现实，只谈应该怎么样，不谈应该如何做！
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就好像现在的run人，为啥特斯拉要来中国建厂？是全球效率最高的工厂，他不怕run人怕的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zf掌握的资源多，就会xunzu，产生委托代理成本吗？委托代理成本有些是要靠外部监督（美国模式），有些是可以通过内部设计（德国模式），这些都被实践证明了，可以有效的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如果zhidu设计的好，掌握的资源多，那么这种转型会非常高效——虽然这在创新上有效率问题，但是相比于科技创新，转型才是关键。
今天就说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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