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我国教育行业投入占年度GDP的比重约在5%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中处于中游的水平。
按照教育部最新的数据披露：2020年，国家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5.3万亿。其中，按照经费来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4.3万亿（也就是，民间投入1万亿）；按照教育阶段，全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0.4万亿、2.4万亿、0.8万亿、1.4万亿。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情况是：幼儿园1.3万、小学1.4万、初中2.0万、高中2.3万、大学3.7万。
从这些数据可以做出几点推断：1）从总量来看，民间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为5.3—4.3=1万亿。可以说，我国对教育的投入是国家为主（占比约80%），民间为辅（占比约20%），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异议。
2）根据教育部另一部分数据披露，2020年民办高等教育行业的的投入（可以理解为市场规模）约1500亿，对应于1万亿的民间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约15%。
3）基于以上数据，从全口径的教育经费投入来看，高等教育经费占比为1.4万亿/5.3万亿=26%。而在完全市场化的民办教育市场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只有15%，两者的比例悬殊。进一步，如果说金钱代表自由市场中的投票权的话，则中国的家长们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与国家层面的办学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的的投入比例背离很大。
4）分结构来看，如上面数据，国家全口径的生均学费是：幼儿园1.3万、小学1.4万、初中2.0万、高中2.3万、大学3.7万。一个显然的规律是，生均学费按照教育等级从低到高排列：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其中，小学学费约是大学学费的38%。
5）民办学校的学费没有现成的数据，但不妨从具体的个案（即具体学校的学费）来看，也可以一见端倪。考虑到“同一地域，同一收入水平”下的比较更有意义，我们以四川和上海的两个例子来看。第一个例子，是大本营都位于四川的高等教育希望教育和K12教育天立教育的学费标准为例。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希望教育的本科专科学费在1.2万/年左右。
而天立教育的幼儿园学费3.2万，小学学费2.2万，初中2.2万，高中1.8万。
6）也就是说，与国家整体从幼儿园到大学学费逐渐递增的趋势正好相反，民办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学费的趋势是递减的。其中，小学学费约是大学学费的180%。这个比例与全口径统计的38%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考虑到全口径的统计包含了民办学校的投入，公办学校的这个比例数字会低于38%，应该在30%左右，两者的悬殊更大。
7）第二个例子，是同处于上海的学校民办第一大学上海杉达学院和上海著名的民办K12学校世界外国语学院为例，杉达学院的学费在3万元左右/年，住宿费3500/年，年度总费用3.35万元。
而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小学学费8万/年，初中学费9万/年，高中学费约8万/年，住宿费约1.3万元/年。综合下来，小学学费是大学学费的260%，这个比例不仅高于四川的180%，更远高于全国全口径教育投入的38%。
8）继续推演，结论如下：
第一，基于上述的比例数据，假设国家公办（或全口径）的教育资源配置在结构上是合理的（一个发展最快的国家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太可能长时间存在结构上的畸形），则我们只能认为不合理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民办教育市场的配置结构。或者说，假设公办教育层面是理性的，则民办教育市场是非理性的。
第二，非理性的原因可能是在孩子教育的起始阶段对其抱有的期望值较高，感性成分更多，教育投入更多；随着牌局的逐步明晰，理性逐步占据上分，教育投入更加符合实际。
第三，如果我们以大学学费为基准，将“小学或初中学费投入/大学学费投入”的比值称之为焦虑系数，则可以初步看出（虽然样本有限）：越是低龄阶段，焦虑系数越高；越是收入水平高，焦虑系数越高。
第四，国家教育调控的落点是否最终也会落实到这个焦虑系数上来，让这个比值向公办口径靠拢，以减少K9阶段的内卷，让国家整体的教育投资回报更为有效。从这个意义来看，无论是现在的民促法还是以后的什么其它法，政策对K9教育的“打压”风险是无法回避的。
第五，“打压”未必能够真正奏效，就如同理性未必能够战胜感性。但是，“打压”的预期会让估值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