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非常的羞愧且无语的。
距离上一次我信誓旦旦的帮辟谣说不会离职，才过了不到10天。
本着不传谣不造谣客观中立的态度，我多方求证过确定不会离职，结果昨天下午，就有N个人和我说，丘栋荣基本确定要走，我感觉我的脸，好疼的，被人耍的那种疼。
目前在层层逼问下，挤牙膏似的拼凑出一些关键的细节：
会新增基金经理；高管和股权事宜，还在谈，或许会保留决策权或者股权；流程还需要一段时间。
哈，想到丘栋荣还有一只封闭式产品大概7月份到期，怕这个期限就是大限的期限吧。
一、限薪传闻下，第一个出走的顶流
出走的原因传言有好一些：
回归家庭照顾孩子。
薪酬匹配不上自己的努力程度。
自己搞私募。
说实话，你就是要上天我都不会在乎。
原则上来说，基金经理也是打工人，虽然丘栋荣持有中庚基金的部分股权，在公司拥有一定的权利，但中庚基金也不是他的，他想走就走呗，用璩静的话说：你想走，我秒批。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要走，请至少遵循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通过公告或者官方渠道统一告知，不要只让利益相关大户先走，然后让市场充斥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最后让消息链底端的散户最后一脸懵逼。
公募基金与顶流基金经理的微妙关系和利益分配，确实是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被引爆。
所以原则上，我是理解基金公司的，如果处理不好，出现挤兑或者巨大的舆情风险，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
没有人喜欢这种风险，也没有人能完全消化掌握这种未知巨大的风险。
但“让领导先走”，我作为基民，是无比气愤的。
丘栋荣的几只基金，机构占比都非常的高，大资金先走而出现的大额赎回，对后续基金运作自然会有影响，普通基民不会知道这个细节，但体现在净值上，他们只会发现，这只基金，似乎不一样了。
但谁也没办法对产品业绩归因判断----因为被事实掩盖下，归因都是错误的。
直到某一天，公告发出，大家才恍然大悟，但里面的大资金早已逃之夭夭。
同样的事情，当初林森奔私的时候也出现过。真的，你们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学二级市场？
这事就和圆信永丰一样，都是前脚辟谣后脚被证实，我真的是受够了。
先前《财经》其实还质疑过《丘栋荣专户之谜》，我就想说，为啥总是搞这一套？
基金是普惠金融，是很多百姓的理财工具，行业内每一个不尊重投资人，视投资人为傻逼的动作，都是对公募基金的一种伤害。
西方有句谚语：
Trust takes years to build, seconds to break, and forever to repair----信任经年而立、瞬间即毁、永久待复。
2018年，中国基金业20岁，中国基金业协会组织了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论坛，当时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布置的命题作文是:
基金业的信义文化。
洪会长说：信义义务，是指将投资者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一种积极尽责义务，就像“希波克拉底誓言“要求医生对待生命一样。”
而嘉宾中，有时任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主席的史蒂文斯，他对信义文化的理解是：
维持投资者信任的关键是信义文化，基金业中的我们都是受信人，不论是某基金的顾问公司或基金董事。我们认为该头衔是一种荣誉。
行业如何植入信义文化？它始自于恰当有力的监管，必须是同时也发自基金业对规则所体现出的精神的遵守，而不仅仅是规则上的那些文字。
我们永记，投资者的信任需要行业内所有成员的行动。某只基金的丑闻将的确是威胁所有基金的声誉。
这些都是老美们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人家坑都帮你踩了，忠言也劝了，为什么不听呢？
二、2024年，注定要成为超级明星的分界线
我对这个行业，爱的深沉。
公募基金门槛低、工具全、信息披露相对透明，让我获得了不少投资便利。
但不得不说，现在基金经理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确实让我也挺无奈的。
特别是高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小公募，在限薪下，顶流、基金公司之间的问题不断暴露，忌惮和博弈也会发生。
前有范妍因为理念不合离开圆信永丰跳槽至富国基金。
现有丘栋荣疑似因为不满薪酬方案有可能的奔私。
2024年，注定要成为超级明星的分界线。
在薪酬受限、去明星基金经理化的背景下，一些业绩较好的基金经理出于责任心或对公募平台的认可，选择继续为爱发电。
一些更看中薪酬的，将会选择离开。
这无可厚非，本质上基金经理也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各人心目中的“星辰大海”都不一样。
不过，限薪大背景下，当大家还沉浸在“精英降薪”“基金降费”的幸灾乐祸情绪中，殊不知影响已经慢慢深远化。
丘栋荣只不过是打响了去明星化的第一枪。
最后真的恳求一些基金公司，不要再把基民当猴耍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