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猪肉产业链中，生猪养殖算是上游产业，享受税收优惠，无企业所得税，它的上游就是饲料、种猪、疫苗，主要成本是饲料、种猪、人工，大概分别48% 38% 10%，合计96%。
饲料主要就是玉米和豆粕，七成是玉米，跟着粮食价格走。
种猪比较复杂，原种猪靠进口，培育繁衍种猪，第三代作为商品猪上市销售。
一头祖代母猪平均生育年龄2.5年，平均胎次5~6胎，每胎可产10-12头，总共可产仔50~72头，其中可产父母代母猪数约25~36头。
父母代（2-3年淘汰）：一头父母代母猪数育肥230~250天（约7个月20天~8个月10天）达到可育种阶段，父母代母猪平均生育年龄2.5年，平均胎次5~6胎，每胎可产12-14头，总共可产商品代仔猪60~84头仔。
商品代：一头祖代母猪可产1500-3024头商品代猪，商品猪育肥100-150天（3个月10天-5个月）后，达到可屠宰状态。
公猪（1-3年淘汰）：一般来说，通过自然交配方式繁殖，一头公猪会配20到25头母猪，而通过人工授精方式，一头公猪可配100-300头母猪。公猪的淘汰年限在1到3年。
下面重点介绍一些猪周期，这是养殖业的关键点。
我国猪肉的消费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的波动，一般来说猪价的高点出现在一、四季度，低点出现在二季度。
猪周期符合“蛛网模型”理论，供需原理，市场化操作决定了必然存在的周期性波动。
按所看报道定义的猪周期是高点到高点，第一个周期为2008年4月到2011年8月份，第二个周期为2011年8月份到2016年6月份。
猪周期具有明显的W”型特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猪价主要是供需格局决定，而需求还需要考虑的年度周期的影响（节日性等），而供给则决定大周期。
真“W”型第一个低点要比第二个低点价格要低，我们认为逻辑在于盈利的阴影期和养殖户的价格忍耐度的差别。
“W”型底明显的特征：自繁自养养殖成本高于外购仔猪养殖成本。一般情况下自繁自养成本是低的，但周期价格底部的时候，外购仔猪养殖成本更低，也就是说卖仔猪是赔钱的。
逻辑：其实很好理解，在周期价格底部，也就是猪价最惨最低迷的时候，养殖户亏损最严重，补栏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仔猪价格下降不可避免。
养殖户资金紧张，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会涉及到养殖户赊销（例如饲料等赊销）、变卖资产（主要是猪）转换成现金、亏损巨大才到淘汰母猪这些最后关口。
出售仔猪不亏损，谈什么反转？
论反转，首先需要的是母猪的量有所缺失，如果母猪的量比较充裕，反转就无从说起（生猪价格上涨，此时仔猪的量级比较充裕，供给受限不严重，如何反转？）。母猪的量有所缺失，前提条件是仔猪毛利降到成本线以下且维持，到现在仔猪仍未进入亏损通道，此次谈反转是否为时过早？淘汰母猪是有节奏的，但仔猪不亏损，大面积淘汰（淘汰优质母猪）很难出现。
如何才能穿越周期呢？
周期下行的背景下，竞争的三大法宝，成本是关键，家底是保障，融资能力显著弱化。最关键时期拼的就是谁的家底厚，谁的成本低，外部资金支持将极难实现。
成本是关键，养殖扩产幅度也是关键。
意味着一段时期生猪的出栏数量有一个先行指标（扣除大疫情的影响），就是4-5月前的补栏情况。
补栏的热情度可以通过仔猪的价格或仔猪的毛利等指标来反应。
弹簧效应：弹簧随着外加拉力或者压力的增大，其具有弹性和爆发力也就越大。外界作用力越小，其爆发力也越小。
具体生猪供应周期来看，能繁母猪存栏是关键指标。
完整的生猪扩繁周期超过3年。猪场的生产能力取决于种群结构，为了保持全群稳定的生产能力，种猪会定时更新。一般情况种猪核心群（曾祖代&祖代）年更新率40%-45%。但由于进口种猪需要经历祖代种猪扩散流程（14个月）、二元种猪扩繁流程（14个月）、三元商品猪生产流程（12个月），也就是说今年大量进口的优质种猪对生猪出栏产生贡献，需要等待3年以上。
优质二元种猪不足。二元母猪平均3年换一遍，二元母猪不足，三元母猪凑。一般来说，三元猪主要用作育肥，三元留种的现象一般发生在二元母猪不足，价格高企的时候。从综合配种成功率、分娩率及PSY数据来看，三元母猪生产效率下降超30%，二元能繁母猪一年能够提供的出栏仔猪数量为20头，而三元能繁母猪仅为12-14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美国走过的路。我们发现美国规模化之后哦，生猪行业出现了“价格中枢上移”和“价格振幅加大”的现象。究其原因：规模企业退出成本大，养殖成本更低的情况下对价格的容忍度更高。
从生猪产业链的演化看，养殖并不是一个好的行业，更多的价值被肉制品拿走，因为他们有品牌和渠道，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应该去看看双汇？？
生猪期货的影响：
生猪期货推出后，美国的“猪周期”也由之前的4年左右一轮，拉长到7-8年一轮，猪价的波动幅度也大为缩小。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程度较高，大型猪企能够依靠规模化效应来支撑猪肉价格的稳定。当猪价进入下行周期，价格下跌，市场优胜劣汰后，行业巨头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继续扩大规模。美国大型猪企对于均衡生产，压缩“猪周期”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