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气候危机日渐逼近，人类的未来似乎多了许多不确定性。虽然新冠病毒本身不会对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造成威胁，但无疑激发了许多人的焦虑感，甚至引发了有关人类灭绝的讨论。人类的灭绝似乎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显得真切了许多。
的确，自从时间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针对所谓的“存在风险”展开严谨的科学研究。无论是经过特意设计的病原体、还是“不怀好意”的人工智能，都让我们意识到，可能造成人类灭亡的威胁是如此之多。
但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对人类灭绝这件事展开思考的呢？
事实上，一直到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了这个想法。在此之前，人类可能从未想过这件事。
当然，也许人类从开口说话讲故事开始，就开始幻想世界末日了。不过，现代人对人类灭绝展开的思考与传统的世界末日说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种跨文化、跨历史的思考。
在古代神话中，在人类灭绝之后，实体宇宙并不会在一片空旷的状态下延续下去，而是会连同人类一起湮灭。世界末日也不会被视作一起无意义事件，而是往往与某种道德意义、或启示意义联系在一起。即使在死后的世界中，意义与价值也依然存在，以拟人化的神的形象表现出来，或是最终以重生的方式重现于世。
如今对存在风险所做的一切衡量和缓解工作都始于2个多世纪以前。
纵观人类历史，一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人们才意识到，人类、以及一切人类认为有意义的事物，最终都有可能彻底消失。也是直到近几百年，人们才意识到，实体宇宙可以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毫无目的”地永远存续下去。尽管来得略晚，但这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甚至堪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在拿什么做赌注之后，才会真正对自身负起责任来。另外，在意识到人类价值的命运也许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会造成怎样的风险。尽管学得磕磕绊绊，但这的确是人类学到的重要一课。
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之前，人类已经对科学和哲学展开了数个世纪的探询。以下便是这场宏大戏剧中的部分重大里程碑。
距今75000年前：多巴超级火山爆发，整个世界随之地动山摇。有证据显示，智人在这次事件中险些灭绝（不过有些科学家对其中的细节问题持反对意见）。大约在同一时期，高级的人类行为和语言开始出现。采集文化开始产生，技术也开始在一代又一代人类之间逐渐积累。一段漫长的旅途就此开始……
不可摧毁的价值
第一阶段（史前——1600年）
由于古人对“伦理”和“物理”未做明确区分，因此在实体宇宙中，伦理的存在并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价值观不可能被摧毁。古人也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
公元前400年左右：尽管古代哲学家也会讨论巨大灾难和世界末日，但他们都相信，自然不可能永远荒废，事物和价值也不可能永远消失。在自然中消失的事物最终都会再度归来，物种、人类和价值都不可能被彻底摧毁。
公元前360年左右：柏拉图提出，人类此前也许也曾在大灾难中灭绝过，但这只是一个永恒的循环的一部分而已，永久性的灭绝依然是无法想象的。
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称，一切有价值和有用处的事物都已经被发现了，一切能被人类认识的、并且有用的事物都存在于“老年人的智慧”之中。人们不会预先思考记录上没有的祸患和风险，并且认为人类的物质条件不可能发生极端的变化。
公元前50年左右：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谈到了人类“毁灭”的可能性，但他断言，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被真正毁灭，失去的必将得到补偿。我们的世界也许会死去，但终有一日将会重生。
公元1100年左右，波斯神学家阿尔·加扎里（Al-Ghazâlî）提出了描述事件概率的新方法，即基于事件的逻辑连贯性、而非与之前经验的相关性。
公元1100年左右：波斯神学家阿尔·加扎里（Al-Ghazâlî）提出了描述事件概率的新方法，即基于事件的逻辑连贯性、而非与之前经验的相关性。这对后人对从未经历过的风险的思考方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公元1200年左右：印度-阿拉伯记数系统被引入欧洲，人们得以对大时间跨度进行计算。人们因此发现，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是具有一定深度的，而不是永恒延续的。
公元1300年左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哲学家发明了“逻辑可能性”的概念，用于思考上帝将世界创造成其它模样的可能性。神学家奥康（William of Ockham）等人展开了史上首次思维实验，想象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类存在的世界。不过他们认为，上帝是不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现身的。
公元1350年：黑死病在欧洲和非洲夺去了近2亿人的生命，欧洲失去了约60%的人口。
公元1564年：利用逻辑可能性这一新概念，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开创了概率论这一新学科，利用掷骰子来表达宽泛、抽象的概率。
冷漠的宇宙
第二阶段（1600年——1800年）
现代物理学显示，地球只是众多行星中的一颗。但当时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宇宙整体而言是适宜生命存在的，充满了类似人类的生命。每当一颗拥有生命的行星被摧毁，另一颗行星上的生命又会开始发展兴旺。物种不会真正灭亡、事物价值无法摧毁的信念犹在。人们仍然无法意识到存亡之危机。
17世纪初：哥白尼学说日渐流行。在观察到超新星爆发现象后，“行星和恒星也可以被摧毁”这一认知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人们依然认为，无论是星球还是物种，都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在别处重生。
17世纪80年代：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与埃德蒙·哈雷（Robert Hooke）打破正统理论，提出了“大型地质灾难曾导致史前物种灭绝”的理论。不过，这类推测在当时仍属于边缘学说，未得到人们重视。
1705年：莱布尼兹与牛顿发明微积分后，人们得以对自然现象展开长期预测。哈雷预言了“哈雷彗星”的回归。
1721年：人口科学开始发展。人们开始将全球人类视为一体，同属于“智人”。孟德斯鸠在作品中提出了人类因不孕不育而灭绝的可能性。
18世纪40年代：在西伯利亚和美洲发现的巨兽化石引发了自然学家的兴趣，但又令他们困惑不已。这些会不会是已灭绝的野兽留下的化石呢？
18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对人类的灭绝提出猜想，但仍然坚信，人类有朝一日还会复生、重新繁衍兴盛。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使整个欧洲为之撼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地质学家乔治·布丰（Georges Buffon）接受了史前生物灭绝的理论，并开始思考在人类消失之后、动物是否会成为地球之主。
1758年：林奈将“人属”加入了自己的生物分类系统。哈雷彗星回归，哈雷的预言得到验证。
1763年：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概率学说发表，提供了先验概率的计算规则。
18世纪70年代：科学家首次提出，智人也许是地球独有的物种，因此完全依赖于地球上特有的环境条件。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提出，若地球被摧毁，地球上的物种也必将随之消失殆尽。
1773年：概率论首次被应用于全球性灾难的风险预测。约瑟夫·拉朗德（Joseph Lalande）计算了地球被一颗轨道与地球相交的彗星撞击的概率。
1778年：乔治·布丰首次对行星宜居性的时间窗口进行了计算，提出地球终有一日会变得不再宜居，并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
1781年：康德提出，道德偏见会导致我们在看待客观理论时产生偏倚和曲解。我们也许会更喜欢“宇宙中的事物价值恒定不变”这一理念，也希望有价值的事物无法被彻底毁灭，但并不代表这就是事实。
19 世纪 30 年代，在人们意识到比拉彗星（Biela’s comet）的轨道与地球相交后，这颗彗星一度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8世纪90年代：史前生物的灭绝被科学界广泛接受、成为共识。现代古生物学与地质学诞生，揭开了没有人类的远古时期的真相。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提出理论称，地球过去曾遭遇过多次灾难，导致大量生物灭绝。
1796年：孔多塞（Condorcet）等人首次在作品中提出，人类具有改变物质条件和改善痛苦生活的长期潜力。此外，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成为了人类自愿灭绝的首位支持者。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指出，彗星撞击地球的概率虽然很低，但会在长期内不断累加。不过他仍然坚信，文明在毁灭后仍会重生和重演。
1800年：到19世纪末时，乔治·居维叶已经确定了23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物种。
来源：The MIT Press Reader
撰写：托马斯·莫伊尼汉（Thomas Moynihan）
翻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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