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封城同时爆发的，是其他地区居民对武汉人（最近几天延伸到湖北人）的恐慌。这种恐慌在头一两天还仅仅表现为谩骂，“你要死死远点不要挨着我”，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对于一切外来者的恐惧。
我小姨全家在23日当天自驾走到广州附近，打算入住节前向朋友借的房子（他们家计划以广州为中心，在香港澳门玩耍12天），但无法进入市区，无法加油，甚至无法进入服务区，最后不得已，在年三十晚上蜷缩在车上过夜。
如果以日常的标准来看，我小姨一家是正正经经的上中产家庭，公务员，银行职员、重要媒体职员，多套房产多辆车子，可是鄂A的牌照成了原罪。
他们24日返回武汉，我强烈建议不要，他们在湖北还有其他房产可以居住。可是我小姨说，连广州都这样，某某地不会有什么区别的。我当时不太赞同，我想就算有人要歧视，也不能漠视产权啊？本乡本土恐惧被外来者传染，但是你不能不让人住进自己的房子里吧。
然后今晚我看到了北京著名的天通苑贴出的告示。
确实，如果能够歧视外乡人，歧视返乡人，歧视租户，又为什么不能歧视‘可能有病的人’呢？
问题是如果在任何问题上，多数都可以歧视少数，规定少数的行为，谁又是安全的呢？你怎么知道在哪个维度上你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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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我小姨，今天早上幽幽在家族群发来一段语音，她说不打字了，没看见的就没看见吧。
她住在水果湖，武昌最好的学区，隔壁小区抬走了两个人，在邻居默默的注视下，没有确诊，殡仪馆派车抬走。人们在微信群里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出门，甚至不要开窗。
她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也许是认得的，但是不想去确认。
昨天有位参加过两会的高官染病去世，我很愤慨，说如果不是为了开会，也许事情不会变成这样，活该（这是谩骂，是不对的，但是我的情绪也需要出口）。我小姨说，可是我和一个参会的人说过话，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她也恐惧，就像广东人民恐惧鄂A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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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商务舱还有一个人，全程N95没有摘过，两位乘务员只戴了普通口罩，并且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上车就掏出抹布擦消毒水。
我们也非常恐惧，既害怕自己已经中招，也害怕那列火车不够干净，那天的地铁不够干净，或者火车站刚刚飘过一个超级传播者。
下火车有体温检测，顺利通过，然后网约车回家，司机戴着普通口罩，我给他一个N95，车厢喷酒精，然后全程车窗大开回到家里。
到家的流程是这样的：
门口对两人的外衣、鞋子、背包全面喷酒精，然后开门，我进屋拿出鞋柜里的一个大塑料袋，递到门外，两人轮流小心的脱下外衣，不要抖动，卷起来放进袋子里，封死，外围再喷酒精，再套第二层垃圾袋，再喷消毒水，这是预备丢弃的，但是需要医疗废物标识，我当时没有，只能先搁着。
进门以后继续全身酒精，脱下来的衣服，鞋子，按照清洗烘干的类型不同，分别用塑料袋封死。
背包拆下来包装封死，里面拿出来的每样东西单独酒精消杀。
然后两个人去洗澡，睡觉，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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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反应过来应该主动向社区报备，那天还没有严格的要求报备和隔离。但是如刚才所说，我生活在这里，最坏情况是我中招，我需要医疗服务，我就要尽量让需要同样服务的病人数量较少，所以我要隔离自己。
报备之后社区行动的非常快，分配了网格员，询问详细动态，核实车票，手机号，询问生活需求，最后，最感人的一点是。
那个网格员说，你出来是对的，外面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治死过，你就算中了，我们也能救活你。
之后我翻她的朋友圈，她春节前应该刚刚结婚，然后20号就回来上班了，走访各个小区。浙江动员的这么快这么早，而武汉……
这句话说出口这个帖子又要没了：
这次很多人是枉死的，并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疗系统过载。
这个肺炎并不难治疗，就和其他的肺炎一样，需要吃好喝好休息好，保暖好，供氧，让免疫系统战斗。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重症存活率大大提升。可是武汉的现状是，还有很多重症在医院以外。
网友们欢呼又新增了定点医院，腾退出多少张病床，可是每一张病床背后都有一个也必须得到治疗的其他重症病人，他们的命，离开医生也保不住的。
今天下午在微博看到一个医生发的内容，她爸爸需要透析，可是透析的医院被征用了，他坚持了一周，去世了。而女儿还在一线打仗。
病人很惨，医生也很惨，武汉整个城市，今年的死亡率，到年底大家就都看得见了。
可笑的是这种过载本身都已经失去了秩序，权力、关系、金钱，都不能保证一个人肯定得到医疗服务。
那么对活下来的人来说，什么能保障自己再活过下一轮呢？运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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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觉得我是逃兵，没有和父老乡亲站在一起，甚至除了我妈没有把其他人带出来。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我生命已经暂时没有遭受威胁了，还是惶惶如惊弓之鸟。
那天我还拿了护照，打算隔离期结束就去泰国，隔岸观火才最安全不是吗？
可是这几天，反而不想走了。
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毕竟，我也该做点什么。
我很久以前有过一个想法，现在拿来说这个事儿也挺合适的。一个敏感的人，迟早会发现生活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然后就会对幸福感到内疚，又会对内疚感到内疚。因为别人失去的，再也不能弥补了，内疚也不能。内疚就纯粹是浪费，而不内疚，幸福又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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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大概所有还有点良心的武汉人，尤其是不在疫区的，都在发动自己全部的社会关系进行物资的捐助和安排，我也有参与，力量很小，因为缺的真的不是钱。在这个过程中还得知了一些很悲惨和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光是地方政府，或者社会组织的失职，也包括家庭成员的取舍，非常，非常令人失望。
我总以为再凉薄，再自私，再阴暗的人，在生命面前总会有点担当，结果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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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目前情况良好（走的那天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24号养老院院长表示吃住在医院，大部分护士和护工也是，每天都有视频发出来。感谢这些仍然奋斗在岗位上的人。
我外婆86岁了，我妈妈跟她讲了整件事情和我们逃跑的过程。我本来反对的，我觉得老人知道那么多干嘛呢，徒增担心。可是我外婆很平淡，她说这比她经历过的事情要好得多了。毕竟现在我们家每个人都有地方睡，有东西吃，有医院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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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被删掉的那些内容，我只向一位公号大V讲过，因为太痛苦了，只有面对特别冷静的媒体人，在她的引导之下，我才能把这些话全部讲出来。
我知道一对多的在公共平台上说会引来什么样的谩骂。其实只是一个ID，我毕竟不是吃媒体饭的，谩骂也没有什么伤害。但是这些人的存在只会让人更加的想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生存狂，体力不重要，物资也不重要，甚至信息没有那么重要，学会不去信任人，才最重要。
我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
逃跑那天是我生日，我也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和平年代，不用再这样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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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上的是居家隔离的消杀指南，是我自己总结的。
重点是，即使中招了，这套做法也能降低环境中病毒的浓度，进而减轻免疫系统的负担，让它集中精力对付现有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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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微博也好，三联、财新、北青、中青也好，不要遭到清算。
希望人们记住，信用是属于个人的，我们应该首先信任个体，然后信任机构，而不是信任某个机构里的所有人。白岩松有信用，李兰娟有信用，钟南山有信用，张文宏有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