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的世界，模型和算法暗含着大多数未来的行为会跟过去很像的假设。
这意味着，当出现明显的背离情况，且有把握恢复原来规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偏偏，全球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诡异的变化。
1.
权益、固收等资产价格持续上行
各国央行自08年金融危机后持续采用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利率持续的下行，使得权益类、固收类、不动产类资产价格持续暴涨。
在流动性泛滥，抑或前景不明朗的时代背景下，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在过去十年持续地获得全球另类投资者的“投票”，这或许意味着某些东西在改变。
这种长达十年的现象可能不仅仅是炒作，2019年一批国际主流机构投资者甚至尝试配置数字货币。
这是否意味着，“聪明钱”和高净值人士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某些变化？
2.
全球正进入负利率时代
在历史上，借款人要向放款人支付利息，然而在2014年，欧洲央行提供了-0.10%的信贷利率。
这是最近的历史上，利率首次为负。
这意味着，放款人为了让借款人来向他们借钱，甚至要向借款人支付利息！
听起来真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但又是真实的在发生。
在全球经济的阴晴不定中，“由于金融世界的恐慌程度，也许现在人们认为把钱存进银行的同时，向银行支付利息，会更安全”（霍华德.马克斯，2019年《投资备忘录》）。
在今年9月4日，彭博社指出负利率的盛行：
“全世界的债券名义收益率为负的超过17万亿美元，当我们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的话，这个数字达到35.7万亿美元。在美国，超过9万亿美元的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低于CPI。”
也就是，如果你购买了收益率为负数的债券，并持有到到期日，你一定会亏钱。
这可能意味着：投资者宁愿选择锁定确定但有限的损失；预期负利率继续下滑；预期未来通货紧缩等。
【美国债券利率 (US Bond Yield)】
有金融学基础的人，都明白利率是资产定价的基石，其影响着定价公式中折现率的选取。
负利率的到来，“复利”反而变成资产增值的敌人，也使得原本偏好安全资产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资产。
3.
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盛行
在欧洲，金融危机后遗症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酵，让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些问题激起了民众的排外情绪，极右翼势力得以扩张，“西方大厦的砖石渐渐散落。向民主国家叫嚣的民粹主义浪潮势头犹如一场准备抹掉现有秩序的海啸”（2016年，《费加罗报》）。
2018年，马克龙税改引起的“黄背心暴乱”，造成了法国近50年来规模最大的骚乱。
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里根时代至今，由于铁腕削减工会、转移工厂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东亚及东南亚，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去议价权，纷纷下岗或忍受着实际持续下调的最低工资。
曾经追逐“美国梦”的中产阶级也背负巨额房贷，压力倍增，这些压力最终演变为了“占领华尔街”，以及特朗普的上台。
在南美，一些曾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奇迹的地区，却在转型途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如巴西、智利，作为经济发展命脉的矿产部门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而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部门则发展受到挤压，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2019年10月，智利圣地亚哥由于地铁票价从1.12美元上涨到1.16美元，遭到普通民众的强烈抗议，造成103起严重暴力事件，1400人被拘留，11人丧生。
在东亚，则是某港的暴乱。
反全球化情绪在全球各个角落蔓延，并非个例，暗示着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受益的仅是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感受到了失落与被遗弃。
当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减缓时，增量减少，“做大蛋糕”难以为继。
普通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因而负面情绪在此阶段集中爆发，并在诉求上转向“分蛋糕”。
【反全球化情绪计量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 Gauge)】
从“反全球化情绪计量”指标中可以看到，自2014年之后，反全球化的舆论声音在急剧攀升。
4.
几乎空前的社会贫富差距
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所有驱动企业利润率增长的因素都有所改善。
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企业税下降、关税下降、全球化增加、技术提升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更低的边际成本、反垄断法执行下降、利率下降，等等。
这些因素构成了历史上最有利于跨国企业和垄断资本的环境，却也可能变相加大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附录：
【产出中的劳动力份额(Labor Share of Output)】
【工会数量占劳动力的比重
(Union Members (% Labor Force))】
【全球跨境资本存量（占GDP的比重）
(World Cross-Border Capital Stock (%GDP))】
【每年司法部调查数量（按类型），蓝色为“竞争”、红色为“垄断”、绿色为“并购”
(# of Annual DoJ Investigations by Type)】
【美国上市公司有效税率
(US Listed Corp Effective Tax Rate)】
【工业机器人成本下降（单位成本，千美元）
Industrial Robot Cost Decline (Unit Cost USD, K)】
▲资料来源：桥水对冲基金，Greg Jensen等，2019年2月《每日观察—最高利润率？美国视角》
走向权力中心的跨国企业，并没有实现所号称的“共享收益”，而是将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
一个是擅长投资而财富越发积聚的垄断资本阶层，另一个是投资渠道、能力有限的广大受雇者，包括蓝领和白领。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等逐渐趋于“被拉平”，工作机会不断流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
曾经被视为“工人贵族”的中产阶层，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被抛弃者”。
同样，传统行业垄断化的过程中，中小企业主的生存空间也持续受到挤压，痛苦并迷茫。
这些因素，都是全球民粹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
自新世纪以来，对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大众来说，似乎一切都是不利的。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民众的收入多来源于薪酬微薄的工作。
技术的进步、利率的持续下行等，受益的往往是持有资产的“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脑力劳动者。
进一步地，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益最多的也是该阶层，而劳工却可能因被机器所替代而失去唯一收入来源。
持续的低利率，鼓励了进一步激进冒险的市场投资，进而导致财富的更加集中，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大。
在美国、法国，精英食利阶层的工资大幅超过了他们生产力的增长。
附录：
【收入不平等数据（1910年至今，美、法）：前1%人口收入占总收入份额（%）】
【财富不平等数据（1910年至今，美、法）：前1%人口财富占总财富份额（%）】
从上面两个图的对比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法国前1%人口的收入占20%、10%左右，但其财富份额却高达40%、25%左右。
并且，这个趋势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持续攀升，收入与财富不均的程度已经与1929年大萧条以及二战前夕非常接近。
5.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见顶后持续回落
2007年，世界范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见顶后持续回落，意味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自2007年后对劳动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边际递减。
【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概括一下，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存在几个特点：
1）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现象，进而滋生极端社会思潮。
2）原有大国逃避承担责任，新兴大国正在崛起，原有国际秩序可能改变。
3）经济进入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周期的末期，表现出低利率、信贷不足、巨大赤字等特征，美联储可用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少。
【世界经济史上的五轮康波: 1782～2015 年（范杜因划分方法）】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2015年9月《康波中的价格波动》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
我们当下所见证的，其实只是历史的周期律。
比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以及美国的镀金时代和咆哮20年代。
这些时代，都经历了技术革命带来的破坏性的劳动生产率发展、金融创新、温和的政府、移民的涌入，以及征服富饶的海外领地带来的丰富资源。
这些趋势被当时的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利用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因为技术更替和其他原因，中产阶级在整体萎缩。虽然失业率数字更低了，但谁被雇佣，雇佣工作的质量，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政治左右派拉扯和民粹主义背后的原因。
在20世纪，英美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但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英国回避承担大国责任，竞争变得更激进。
于是金融和债务危机降临，典型的就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
1929年金融危机期间，利率也曾经降至零，与2009年一样；
央行大量印钞并买入金融资产，也与现今一样：央行通过购买金融资产助推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有利于经济，直到央行政策工具全部用完。
但同时，这拉大了贫富差距，央行的政策会让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收益更多，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最终的结果是，民粹主义在1930年代持续蔓延，并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这个系列的下一篇（下周发，欢迎关注君临），我们将回顾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美国与全球经济史，看看那场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暴是如何改变了接下来半个世纪的人类命运。
我们，面对着几乎不可避免的周期力量，又该如何抉择。
投资充满着风险，我们不能拍拍脑袋就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除了基本面的机会分析，还需要对财务风险、业绩确定性、业务竞争格局等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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