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年重逢莫斯科》9. 生活与命运

希蒙：我曾经很确信他会被释放。我对谈判略知一二。我不知道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的确有一些谈判在进行。

希蒙·莱温

希蒙·莱温是一位拉比。如果您收听了我们系列播客的最后一集，您可能会记得他。他只在2019年见过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一次，但在纳瓦利内入狱后，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在去年交换的信件中，两人在畅想下一次见面的情形。

希蒙：我们说好了，在他获释之后，他让尤利娅通过爱彼迎在耶路撒冷老城找一间公寓，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夜晚坐在耶路撒冷老城的一座屋顶上喝酒、喝咖啡，谈论全人类的宏大问题。

上次他写信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还请我给他安排一个旅行，去一些耶路撒冷的有趣的地方，而我们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来安排它。

当纳瓦利内在梦想着这座山上的城市时，他被监禁在ШИЗО里，这是一间阴冷潮湿的惩罚监室，三米长，两米宽。在纳瓦利内被监禁的三年中，有三百天是在单人牢房里度过的。

但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没有机会在耶路撒冷的屋顶上喝酒了。他也永远无法引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所梦想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俄罗斯了。

当希蒙看到消息的时候，他正要在德国的一所学校里演讲。.

希蒙：我说请给我几分钟时间和一杯水。我必须喝点什么才能呼吸。我战栗，浑身战栗。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自纳瓦利内在暗杀中幸存下来并回到俄罗斯以后，很多人或多或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希蒙却没有这么想。

希蒙：直到现在，当我说出阿列克谢被杀死了，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并不能理解。我可以说出来，但我无法真正感受到，就好像这是不可能的。我正在经历一个理解和反思这件事情的过程。我认为阿列克谢是我们在历史中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

阿尔卡季：是什么给了你信心，相信他会被释放，相信他不会被杀死？

希蒙：说真的，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已经被杀了一次了，这就够了。人的一生中死一次就够了，你无法被杀死第二次。

阿尔卡季：关于邪恶和死亡，这件事告诉了你什么？

希蒙：我们总是相信邪恶并不存在，只有正义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坏人杀死一个好人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想看到正义胜利，而不是被杀死。但是我想，他们虽然杀死了纳瓦利内的肉身，但是他们并没有杀死他的灵魂，他的理念，他的力量。

阿尔卡季：当你的信仰受到这样的挑战时，你如何找到意义感？

希蒙：我们生活在黑暗时代。我们必须理解并承认这就是黑暗时代，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能说因为时代黑暗，我们就不需要相信正义，不需要期待更好的时代到来。我想我们必须期待更好的时代到来，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带来更好的时代。

希蒙还为纳瓦利内做过信使，帮助他与一位名叫纳坦·夏兰斯基的苏联dissident传递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夏兰斯基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度过了九年。他写了一本名为《无惧邪恶》的书，讲述了他为俄罗斯犹太人争取移民以色列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希蒙：你知道，阿列克谢给我写了一些信，对我来说很有趣，但我认为他写给纳坦·夏兰斯基的信是有历史意义的信，这是我接触过的最重要的东西。

纳坦·夏兰斯基，《无惧邪恶》

我们请希蒙朗读了这封信的英文译文的选段——一位囚犯写给另一位囚犯的信。

亲爱的纳坦：

这是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从弗拉基米尔州向您问好，尽管我不确定您对这个地方是否还保有温暖的回忆。在我被关在ПКТ[ПКТ是一种单人牢房。ПКТ里的犯人始终被关在监室里，处于绝对的隔绝中]的总共128天里，我读了你的书。我想感谢您写的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大帮助，并且依然在鼓舞我。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被迫忍受这种痛苦的人，但我真的想成为最后一个，或者至少是最后一批被迫忍受这种痛苦的人。

最重要的是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免谎言和虚伪进入新的循环。在1991年版的序言中，您写道，监狱中的dissidents保留了自由的病毒，重要的是要防止克格勃发明针对自由的疫苗。唉，他们已经发明了疫苗。尽管如此，自由的病毒远未被根除。他们不再是以前的几十人或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人，他们无所畏惧，不顾威胁，为自由和反战大声疾呼。他们中有数百人被关在监狱里。但我相信，他们不会被击垮，也不会放弃，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从您的故事和您的遗产中汲取了力量和灵感。我绝对是其中之一。感谢您。这是我从书中抄给自己的，L'Shana Haba'ah B'Yerushalayim——来年重逢耶路撒冷。

您的，阿列克谢。

我是《经济学人》的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是《来年重逢莫斯科》，第九集，生活与命运。

玛丽亚：从拘留中心或劳改营出来的那一刻总是很令人恐惧的。在和外面的大世界隔绝了几个小时没有看新闻之后，你总是不敢打开手机，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

玛利亚·艾斯蒙特

玛丽亚·艾斯蒙特是一名辩护律师。她的工作比我所知的任何人都更能触及那个人战争的本质——这场战争既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响，也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针对它自己的人民。她为这两条战线上的受害者辩护。我们上一次在第七集中见到玛丽亚是2023年4月20日。十个月过去了，她依然留在俄罗斯，而她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2 月 16 日星期五的下午，她去探望伊利亚·亚申，他是一名国事犯，也是她在斯摩棱斯克区劳改营里的被告之一。

玛丽亚：我们在谈论别的事，也提到了纳瓦利内，但仿佛像他还活着那样。然后，当我离开后，我拿回了手机并开机时，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发了多少条信息，类似“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当时不明白大家在问什么。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不是假新闻。

我首先想到的是，伊利亚还不知道。那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不能探监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你只能想象他们知道这些消息时会怎么想。况且阿列克谢也是伊利亚的挚友。

伊利亚·亚申

伊利亚·亚申现在 40 岁。他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反对派政治家，头脑灵活、乐观、风趣，拥有电影明星的外表和魅力。他一开口，整个法庭都认真聆听。

[Ложь — религия рабов, и только правда — бог своб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谎言是奴隶的宗教，唯有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

亚申因为公开报道俄罗斯的战争罪而被判八年半。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去挚友和同志。2015 年 2 月，在那个人首次攻击乌克兰数月后，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上被杀害。

纳瓦利内死后，亚申在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的两个朋友都死了。我感到内心一片空虚。当然，我也明白自己面临的风险。2015 年 2 月，我站在鲍里斯的遗体旁对自己发誓，不害怕、不放弃、不逃避。九年后，在我悼念阿列克谢时，我只能重复这个誓言。

玛丽亚不是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的律师。她几乎不认识他，但他的死影响了俄罗斯的每一个人。对她来说，纳瓦利内的死还会带来直接而迫切的影响——失去了纳瓦利内，亚申一下子成了俄罗斯最高级别的国事犯，玛丽亚的另一名被告也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没有理由期望一个[略]政权会出于某种原因尊重邻国的权利和国际法。没有理由期望……]

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是一位作家、记者和政治家。如果说伊利亚·亚申像电影明星，卡拉穆尔扎则更像一名十九世纪知识分子，或苏联dissident。他是历史学出身，拥有剑桥大学学位、高高的额头和一股学究气。但他也不缺少钢铁般的决心。他曾两次从疑似诺维乔克投毒中幸存。他长期从事反对那个人政权的活动。他选择离开相对安全的海外生活，返回俄罗斯，尽管完全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

激励他回归的，部分来自历史书中的一个章节。

玛丽亚：他举例说，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后，八名苏联公民走上红场。他们完全确信——这是显而易见的——自己会被逮捕，然后会因此受到惩罚。

我们曾在之前的几集里提到过这八名红场抗议者。他们很快被捕入狱。在当时看来，这场抗议是徒劳之举，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们的榜样激起了层层涟漪。

玛丽亚：这是一种牺牲，是为了让世界知道，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能接受现在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所有人都害怕，或者，也许他们也害怕，但他们克服了恐惧。

卡拉穆尔扎于 2022 年4 月 5 日返回莫斯科。当时已经出台了新的新闻审查法，把批评战争定为犯罪。但这只能让他更加坚定地大声疾呼。

[现在统治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权[略]——重要的是要大声说出这一点。]

4月11日，这段话在CNN上播出后不久，卡拉穆尔扎就被捕了。他随后被指控传播谣言和叛国罪。因为他倡导马格尼茨基法[略]，克里姆林宫将他视为叛徒。他最终被判处25年监禁，这是俄罗斯国事犯目前被判处的最长服刑时间。他现在被单独监禁于西伯利亚环境最恶劣的劳改营之一。

玛丽亚：其他国事犯不是这样的。只有纳瓦利内和卡拉穆尔扎两人总是被单独监禁，总是被关在一间三米长两米宽的牢房里，牢房里除了床（床只有在晚上你有权睡觉的时候才能从墙壁上放下来）、桌子和一把很不舒服的木椅子之外什么都没有。

[Уменя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вал писем,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уныни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отчая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нятны по-человечески.]

[最近几天，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其中有很多惆怅，有很多绝望，从人道的角度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纳瓦尔尼去世后不到一周，卡拉穆尔扎在狱中向他的追随者发表讲话。他身着深色囚服，站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直视着低分辨率的摄像头。视频信号传输到莫斯科的法庭上。

玛丽亚：他从未表现出恐惧或沮丧。

玛丽亚就在法庭上，代表她的被告。

玛丽亚：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奋斗，为了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的、自由且充满爱的国家，一个欧洲国家。这就是阿列克谢的愿望，这也是我们要继续的。这就是他的信息。他心里和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只能想象，这只有他自己知道。对我来说，我很难理解或想象，如果我两次差点被毒死、又被判25年，我会是什么感受。况且你还知道你和另外一个你非常了解和尊重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因为他们两个都被关押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与外界完全隔绝。

玛丽亚所用的“路”这个词是俄语中一个重要概念путь最接近的英文翻译。Путь的意思和道路或路径不同，它同时代表着道路和终点。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путь，他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纳瓦利内和卡拉·穆尔扎选择了同一条путь。我问玛丽亚，她觉得她的被告现在是什么感受。

玛丽亚：谈论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总是很困难。我讨厌这样，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想法和内心世界，除非他或她告诉我们。即便如此，你可能也无法确定。你只能想象。

阿尔卡季：你和他认识很久了，你也是一个拥有非凡同理心的人。你能说说你是如何理解的吗？不是他的感受，而是你如何理解他的感受、他的想法。

玛丽亚：我看到了同一个人身上的双重身份的挣扎。他的一个身份是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与家人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他觉得自己不在他们身边，他也明白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在这种意义上，他觉得自己可能背叛了他们。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公众人物、政治家、记者和俄罗斯公民。他经常说：你们明白我没有别的选择吗？我只能这样做。他总是在这双重身份之间挣扎。

纳瓦利内死后，人们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伊利亚·亚申和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既然明白风险，为什么还要选择坐牢？对于他们来说，更明智、更好也更有效的选择难道不是保全自身、等待时机，直到他们有真正获得权力的机会？

但是纳瓦利内、卡拉穆尔扎和亚申所选的путь并不关于务实的政治决策。失去了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人民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反对派政治家。人们哀悼的是一位史诗英雄的逝世。正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纳瓦利内的故事之所以感人，并不是因为其“俄罗斯性”，而是因为它展现出了在光明与黑暗面前的普遍人性。

那个人也选择了一条与务实的政治决策截然相反的道路。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并没有对俄罗斯总统构成直接的政治威胁。他被隔离在北极圈的古拉格中，他的组织被取缔，他的律师被逮捕，他的通信渠道被切断，而俄罗斯并没有准备好起义。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谋杀。

阿尔卡季：纳瓦利内遇害，和战争有什么关系？

玛丽亚：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我们所说的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要长得多。这场战争是掌权者在打压那些聪明、自由、勇敢和[叹气]……善良的人，他们想要证明世界不是被恐惧、欲望和谎言统治的。这与我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的统治方式是相反的，他们利用人最坏的一面来实现统治。这就是最主要的冲突。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他最黑暗、最具预言性的小说《群魔》，英文译名为《鬼》、《恶魔》，有时也被译为《附魔者》。它讲述了一群沉湎于危险想法的人的故事。他们的想法是，人类在本质上是可塑的，他们可以并且应该沦落为令人厌恶的、残忍原始的爬行动物。

《群魔》，1873年初版

玛丽亚：不幸的是，许多人不相信，人可以不只为自己的利益、不只出于获得某种东西的目的行事，不相信人可以出于纯粹的正义感而行事。我认为那个人和他身边的人相信，人们不可能出于爱、关怀、正直或在其他情感的驱使下行事，这些情感他们自己可能从未感受过。

在小说中，这群人开始相信，人类这种卑劣而自私的生物需要由一个伟大而无所不能的暴君来统治，这位暴君只会以伟大理念的名义使用暴力和镇压手段。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要发起一场动乱，这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动乱，俄罗斯将被黑暗笼罩，大地会为它的旧神哭泣。这些想法占了上风，不久，他们所居住的小镇就陷入了混乱，建筑被烧毁，民众被杀害。

在二十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被视为预言，预示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恐怖。但在二十一世纪，那个人更让这本书成为了注意的焦点。与他的苏维埃前辈们不同，俄罗斯的现总统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他甚至不在口头上说说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美好未来的理想而牺牲。那个人的动乱是另外一种，更加接近群魔的虚无主义。就像小说里的人物一样，那个人把罪恶和暴力提升到了美德的高度。

玛丽亚：主要是，这个世界在发生的是……我的问题是，什么观点会占上风，人们是如何行动的。有时候我觉得他快赢了。每一次当有人写下“必须消灭所有乌克兰人”或者“所有俄罗斯人都是奴隶”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每当有人说，让我们剥夺某一群人的某些权利的时候，他就赢了。他在走向胜利。他在说，你看，我告诉过你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么回事。看到没？我是对的。

1959年，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完成了一部名为《生活与命运》的小说。格罗斯曼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恐怖，目睹了乌克兰人为造成的饥荒，也是最早目击特雷布林卡的纳粹集中营的人之一。他的小说中有一章讲到了善与恶的本质。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反复想起这个片段。

“人类历史不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写道，“而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一小颗善良人性的种子。”这种善可以是一个老妇人为囚犯或士兵带去一块面包，可以是让受伤的敌人喝自己水壶里的水，或者一个狱警冒着牺牲自己自由的风险为囚犯传递写给妻子和母亲的信。因为私人的、毫无意义的、偶然的善意，事实上却是永恒的。格罗斯曼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如果人和人性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永远不可能胜利。

玛丽亚也相信，只要人性的种子还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即使是那些推动战争、迫害国事犯的人，事实上，尤其是在那些人那里，仍然有我们可以为之奋斗的东西。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睁大眼睛，寻找这种子的迹象。

《生活与命运》，1980年初版（瑞士）

玛丽亚：我们刚认识那个侦查员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恶劣，咄咄逼人。他问话时对我们大喊大叫。

自 2022 年底以来，玛丽亚一直在从事为乌克兰战俘辩护的工作，其中一些人被俄罗斯政府指控为恐怖分子。这项工作经常让她与在俄罗斯大权在握、令人闻风丧胆的联邦安全局的侦查员密切接触。

玛丽亚：他大声说，我不会[允许你们]讨论政治。我禁止你们谈论这些事情，等等。

她向我讲述了在审讯室里的一段遭遇。最开始，那个联邦安全局的人完全按套路出牌。

玛丽亚：他的态度非常强硬，给人一种极其自信、咄咄逼人的印象，让人感到他是在面对敌人，攻击性很强。

但就在这时，审讯室里传来了一则消息。几天前，其中一名乌克兰男子的三岁女儿得了重病。

玛丽亚：我想，如果这是发生在像莫斯科这样的地方，应该很容易救活她。但是这发生在一个战争地区的小镇，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医院不知道她怎么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她的器官一个个衰竭，陷入了昏迷，最后离开了人世。

我们和联邦安全局的侦查员坐在一间审讯室里，我告诉他，这个人失去了他的孩子。而这时，这个对我们始终傲慢、凶狠、充满敌意的人，我突然看到他的眼中有泪水。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们会做点什么的。”

你可以看到他多么关心孩子。他真的很爱孩子。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知一个三岁半的小女孩病了，她本可以得救，却没有得救。他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及时得知这个消息，否则也许可以做些什么。他是那么坦诚，那么……[阿尔卡季：真挚。]他的情感是那么真挚。相信我，我能感觉到一个人真挚与否。

玛丽亚不可能对这一刻视而不见。

玛丽亚：我后来告诉他，我一开始对你的看法是错的，现在我意识到我错了。你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比那要好得多。

阿尔卡季：你当时是这么告诉他的吗？

玛丽亚：我想是后来，但我确实告诉了他。如果我觉得某个人很好或者变得更好了，我总是会告诉他。如果你一开始对他有误解，并且意识到自己错了，告诉他们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一个人突然脱离了他所服务的政权并加入抵抗运动。他在这里表现出的同情也不能弥补他在其他地方的行为。恰恰相反，这件事就是它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联邦安全局官员为一个孩子感到难过。仅此而已。

玛丽亚：重要的是人们在自己的环境中如何表现。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是兽人、乌克兰纳粹或任何其他非人化的生物，他很坏，他注定要失败，你就不会期望他做出任何好事。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的行为像一个有责任感、关心他人的人，你就会对他说，这真的很棒，非常感谢你，你为这个人、为我、为他、为她做了这么多。人们喜欢感觉到自己是善良的，人们需要感觉到自己是善良的，这样他们以后也会继续做出善举，甚至会抱有更大的热情。

阿尔卡季：人们想有人与自己交谈……

玛丽亚：人们想做好人，想感受到自己是好人。

玛丽亚收集这些故事并不是为了安慰自己。这是一种反抗，抵抗的恰恰是那些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

玛丽亚：我是在2022年9月遇到我的第一个乌克兰被告的。他是梅利托波尔的一个士兵，大约35岁，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在家里。

梅利托波尔是乌克兰南部的一座城市，在战争的第一周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伊戈尔与他的部队失散了，留在了镇上。

玛丽亚：后来，他被特种部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勤人员抓获。像很多人一样，他被关进了地窖，我想至少有两到三周的时间，他每天都被严刑拷打。终于，他试图自杀，因为他在墙上发现了一根钉子，割伤了自己的脖子。那些人发现他的情况后把他送到了医院，给他做了手术，而他恳求医生不要救他。

伊戈尔从梅利托波尔的医院被带到了莫斯科，最后到了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监狱中，这里是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也是关押许多乌克兰战俘的地方。

阿尔卡季：对他的指控是什么？

玛丽亚：恐怖主义，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带着武器。他和其他人一起被控策划国际恐怖活动。目前正在接受审判的有五个人。

在俄罗斯，此类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然而，伊戈尔的精神状态却比想象中的要好。

玛丽亚：他不想再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他看起来好多了，经常微笑甚至是大笑。

阿尔卡季：谈谈你和你的客户的关系吧，我是说，在不透露客户信息的情况下……

玛丽亚：他不是我的客户。我恨“客户”这个词，认真的。

阿尔卡季：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玛丽亚：非常好。我和我为之辩护的那些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很亲近，当然，对于被捕入狱的人来说你就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尤其是当他们远离家人的时候。这很正常，也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乌克兰战俘辩护的不止我一个，我们有几十名律师在做这项工作。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敌对国家，身陷囹圄，与家人失去联系，没有食物、没有衣服，然后现在有个人给你带来食物、衣服和家信。难道你不会喜欢这个人吗？他们当然喜欢我。这没关系，我也喜欢他们。他们很有趣。我们习惯了彼此，经常交流。

作为伊戈尔的案件的一部分，他和玛丽亚需要准备好关于他所遭受的酷刑的证词。狱友们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一遍遍起草和修改证词。

玛丽亚：后来他说，你看，我的狱友们看见了我在做什么，他们问我，他们能不能也写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说，但我不是他们的辩护人。但是我想，也许对他们而言，把自己的遭遇写给某个人看是很重要的。我说，那如果他们能写，我也会接受这些记录。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写下了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写的都是关于人性之残忍的故事。但是后来，当我和他们交谈时，我了解到，在那些抓捕他们的人、在那些敌人之中，还有一些人提供了帮助。于是我让他们把这些故事也写给我。

这是去年冬天。囚犯们知道玛丽亚的生日快到了。

玛丽亚：他们把它做成了类似一本书的样子。有一个会画画的人为它配上了插图，每一个人都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他们知道我的生日，这是来自监狱的生日礼物，记录下了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遇到的尚存人性的人。所以我就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用红色装订，约有40页。翻阅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用心。书中收录了九个故事，都用漂亮的花体字写成，在章节处画上了像铁丝网一样的分割线。

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乌克兰囚犯收到一名俄罗斯士兵的礼物——一块饼，而几个月前他曾试图暴力地杀死这名俄罗斯士兵。另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对侦查员允许囚犯在咖啡馆与他 8 岁的儿子见面，并为他的儿子准备了玩具。

还有一个故事的开头是一名囚犯被两名看守拖进审讯室。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或喝水，精疲力竭，双手被用胶带绑在头上，头上套着一个袋子。他被命令跪在地上。我们邀请了我们的制片人皮特朗读这个故事的译文。

我冒险开口：“请给我些水吧，我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了。我会晕倒的。”得到了通常的回答：“闭嘴，我们才不管你想要什么或者感觉如何。”我当然闭了嘴，没有再问。在审讯室里的时候，我知道了他们一个叫杰尼斯，另一个叫马克西姆。有一次，杰尼斯急忙要去一个地方，他离开了，于是我就和马克西姆待在一起。他的搭档一走，马克西姆就让我坐在地上，允许我靠着墙。我坐下了，差点昏过去，但接着他开始解开固定我头上袋子的胶带。他对我说，嘘，别害怕。他提起袋子，让我露出嘴，说，喝点水吧。

阿尔卡季：这位看守给了囚犯一块比萨，然后又给了一块。

我感谢了他，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又把那个袋子绑回了我的脖子上。等他的搭档回来了，马克西姆让我重新跪下，他又变回了之前那个粗暴的看守。但是对我而言，他展现出了真正的善良，这善良超越了他周围环境和他所处境况中的所有残忍。

阿尔卡季：为什么阅读这些故事对你而言很重要？我知道这对他们而言为什么重要。但对你而言，这为什么重要？

玛丽亚：我向来更喜欢关于有人性的人故事，而不是没有人性的人的故事，因为后者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不计其数。所以，我想要这样的故事，并且得到了它。通常我喜欢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阿尔卡季：当你得到它、阅读它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玛丽亚：我不知道。无法描述。我喜欢它，我喜欢我的生日礼物。

阿尔卡季：你知道，玛丽亚是一个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人。她喜欢谈论别人。那你来给我们讲讲她吧。你和她一起旅行，像一名摄影师那样，描述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亚历山德拉：我看到的是，她是这么一位娇小的、漂亮的女性，但她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她能和所有人说话。

亚历山德拉·阿斯塔霍娃

当我请亚历山德拉·阿斯塔霍娃做自我介绍时，她列举了四个事实：她是一名摄影师；她在俄罗斯；她不会离开；她反对战争。她与玛丽亚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旅行。

亚历山德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很新鲜。也许她是第一个向他们问起这些事的人。他们想要谈论这些事，他们想向她表达自己。他们想和他说话。和她说话让他们改变。

战争让许多友谊变得紧张，甚至破裂。但对这两位女性而言恰恰相反。

亚历山德拉：这两年里我们成了朋友。首先，许多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俄罗斯了。其次，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疯了。但我们都很强大。重要的是与你可以相信、可以信任的人在一起。这很重要。我们想在这可怕的现实中寻找一些美好的东西。

在过去的日子里，亚历山德拉曾是俄罗斯一家商业报纸的图片编辑。现在，她游历全国各地，为国事犯和入狱的乌克兰士兵（如伊戈尔）拍照。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让她成了一名战争摄影师。

亚历山德拉：这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法庭，我们的国事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一切都相关。此时此刻，我明白我有我的使命，有我应该做的事。我会去做，并且我会留下来。

对于亚历山德拉来说，她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记录下俄罗斯在这一创伤性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玛丽亚一样，她的作品能让你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她出生并选择留在此地的国家。

阿尔卡季：作为一个拿相机的人、一个摄影师，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俄罗斯，有什么是外界没有看到的？

亚历山德拉：当我在法庭上给国事犯拍照时，我看到的是：他们才是赢家。这真的很难解释，但是他们是胜利的一方。法庭上的那些警察戴着面罩，你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知道当他们看着萨莎•斯科奇连科或者伊利亚·亚申的时候，警察们觉得他们真的好牛。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了这一点，真的。因为我能看到所有的脸，所有的眼睛。

你之前说了，我做过很长时间的图片编辑。传统的图片编辑是……如果这是一篇关于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的新文章，你知道，报纸的图片编辑会尝试用一张非常沮丧的弗拉基米尔的照片来作为配图。但事实恰恰相反，他是微笑着的。

这是亚历山德拉在法庭上看到的，而她在法庭外看到的也是如此。

亚历山德拉：我认为支持战争的人比反对战争的人要少得多。我很确信。我和不同的人交谈，比如出租车司机和商贩。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普通人，是的，他们认为战争很糟糕。

一小群人被一个危险的想法所迷惑。他们控制了她的国家，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亚历山德拉：我们的历史表明，有时候一天比一天糟，然后突然就停下了。你不知道[这将会]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哪里[发生]。当然，我在等待[这一天]，但我不仅仅是等着。我在尝试观察这一切，把我能拍到的拍下来，并去帮助一些人，比如说像玛丽亚·艾斯蒙特这样的律师，真正的英雄。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的人，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英雄。

我们和亚历山德拉的采访是在 1 月底录制的。2 月 15 日，纳瓦利内最后一次在法庭上露面。

[Ваша честь, я жду, я вам отправлю номер своего лицевого счета, чтобы вы с вашей огромной зарплат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удьи [смех] подогревали бы мой лицевой сч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деньги у меня заканчиваются, а благодаря вашим решениям, они закончатся еще быстрее. Так что присылайте. Арте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ы тоже скидывайтесь всей зоной!]

[法官大人，我等着呢，我会把自己的个人账户号码发给您，这样您就可以用您联邦法官的巨额薪水来充实我的账户了，因为我的钱快用完了，而且多亏了您的裁决，我的钱会用得更快。所以把钱打过来吧。阿尔乔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也把全监狱的钱汇集一下！]

他在微笑，然后是大笑。

[До свидания.]

[再见。]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遇害前一天的庭审画面

第二天，亚历山德拉失去了一位朋友。她与阿列克谢·纳瓦利内相识多年，他们的母亲也是朋友。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力量和我们说过话。

玛丽亚：我们都相信那些美好的故事，在故事里，英雄会活下来，并最终获胜。生活并非如此。

阿尔卡季：但你为什么认为……纳瓦利内是被杀的？

玛丽亚：因为他不可能被打败。因为他太自由，太勇敢。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他都保持微笑，他一定要激怒邪恶，从不乞求怜悯，从不回头，从不后悔。[他]一直那么坚强，他是很多人的榜样和希望。

很多人说，我们失去了希望。这是我遇到的人的普遍反应。他们扼杀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

阿尔卡季：他扼杀了希望？

玛丽亚：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的。

阿尔卡季：你有希望吗？

玛丽亚：也许没有。我没那么坚强。

阿尔卡季：如果你没有希望的话，为什么你还在坚持自己所做的事？

玛丽亚：因为这是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