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拉·巴戈罗夫（谢尔盖·博德罗夫 饰）
[Я брата ищу, Багров Виктор. Он жил здесь…]
这是演员谢尔盖·博德罗夫的声音，他正在扮演的或许是后苏联电影中最关键的角色。一个名叫丹尼拉·巴戈罗夫的俄罗斯年轻男子。
[- Как тебя зовет, красавчик? – Данила. – Гм, гм-гм, гм-гм…]
丹尼拉刚毅，有魅力，英俊。与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同类人物一样，他散发着沉稳的威严，还有暴力报复的天赋。
丹尼拉这个角色最早出现在一部名为《兄弟》的电影中，他从车臣服役归来，在家乡圣彼得堡对付帮派分子，但在续集《兄弟2》中，他才真正走进公众意识。
在2000年5月上映的这部影片中，丹尼拉接受了更大的挑战：在腐败、犬儒的后苏联俄罗斯世界中恢复正义。
[哟，俄罗斯伏特加。好。］
《兄弟2》带有《低俗小说》和《罗宾汉》的影子，丹尼拉要对抗的是一个在俄罗斯经营毒品和性交易网络的美国大亨，而他要为丹尼拉好友之死负责。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丹尼拉一路开枪走向一座芝加哥摩天大楼的楼顶，与大魔头对峙。丹尼拉隔着棋盘盯着他，枪放在一旁，说出了一句很快成为民族流行语的台词。
[Вот скажи мне, американец...]
告诉我，美国人。
[В чем сила? Разве в деньгах?]
你觉得力量在于哪里？丹尼拉说，在于金钱吗？
[Я вот думаю, что сила в правде. У кого правда, тот сильнее.]
我觉得力量在于真理。谁掌握真理，谁就更有力量。
[-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 Да. Привет! Завтра, завтра я приеду…]
影片以航班上的一个场景结尾。丹尼拉和他的朋友达莎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他们感到放松。斗争结束，坏人被打败了。
[Мальчик ты не понял. Водочки нам принеси. Мы домой летим.]
“小伙子，给我们拿点伏特加，”丹尼拉的朋友对空乘说，“我们要回家了。”
在《兄弟2》首映前四天，那个人首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所有人都期待着《兄弟3》的到来，但这部电影没能拍成。饰演丹尼拉的演员谢尔盖·博德罗夫死于一次泥石流。俄罗斯仍在期待一部续集。
我是《经济学人》的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是《来年重逢莫斯科》，第八集，到达者。
2003年春，我被英国《金融时报》派驻莫斯科，成了一位身在自己故国的外国记者。我的编辑问我，觉得自己在俄罗斯工作期间最大的新闻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很无聊。我真希望自己现在也能如此回答。
我说，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90年代的激动已经过去，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成长，那个人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多数人都期望他能在前任改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但就在我到任三个月后，一则新闻爆出，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在那里的工作将一直受到这则新闻影响。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与一小批银行家和富豪达成的臭名昭著的交易的受益者之一，这笔交易让他们控制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这笔交易被称为债转股方案。由于这笔交易，当时30岁出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掌管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到2004年，他的个人财富估计约为150亿美元，让他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也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米哈伊尔：首先，我要说一下，《福布斯》说我是俄罗斯首富。我是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最大股东，但我不是它的控股人，所以说我是俄罗斯首富有点过分。
你可能已经猜到，这不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而是替他说英语的史蒂夫·朗，自从20多年前他们相识以来，他一直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翻译。在这段时间里，这位前寡头的生活经历了崩溃和重建。
在我们的采访中，米哈伊尔和我一起坐在伦敦的演播室，而史蒂夫则从他加拿大的家中拨进电话。
[В тот момент, где-то начинается…]
米哈伊尔：我不知道这是2001年还是2002年开始的。俄罗斯正在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它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的西方社会，有着西方式的经济或西方式的社会秩序。
作为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的掌控者，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对国家的未来施加影响。那个人需要巩固权力和资源。
[Пути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начале своего пути…]
米哈伊尔：一开始，他确实认为金钱和权力是一体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专注于敛财。
[Он же не глупый человек, конечно, в итоге…]
米哈伊尔：他不是蠢人，他很快就意识到，光有钱并不等于有权力。
[Он понимал, что…]
米哈伊尔：他明白自己需要无条件的忠诚，而腐败就是获得这种无条件忠诚的手段。
[略]
对于反腐和财产权抱持西方观念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阻碍了这一进程。2003年，双方终于图穷匕见。
[Масштабы коррупции в России, оцениваемые экспертами 4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одинаковы: в районе 30 миллиардов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долларов…]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电视直播会议上，这位寡头指责总统助长了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
那个人予以回击。他指责霍多尔科夫斯基逃税。他的话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Такая фигура вполне себе пригодн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米哈伊尔：于是我成了一个非常明确、显见的目标，可以把我当作一个绝佳的例子来传达信息：现在你们必须服从我，必须照我的方式做事，不然这就是下场。
那个人拥有终极优势。霍多尔科夫斯基没有军队。他有。
当检察官对他的公司立案调查时，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想劝他不要回去，但他已下定决心，很快就坐私人飞机飞回俄罗斯。
阿尔卡季：你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吗？
[Я, конечно, мог бы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меня ждет…]
米哈伊尔：我当然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但老实说，当时我对自己面临的事情有更些为色彩斑斓的想象。
他去了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发源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许多城镇和村庄，尤科斯都是首要雇主。
[Вся эта поездка была поездкой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米哈伊尔：在我入狱前，我想找机会尽可能多地和为我工作的人交谈，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
但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员工。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в том момент…]
米哈伊尔：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接触所有俄罗斯公民，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很清楚，人们更愿意倾听你在狱中，而非流亡中的发言，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旅程终结于西伯利亚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他原本只是为加油而停靠那里。
飞机降落后，他看到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人在等他。
[За мной из Москвы прислали…]
米哈伊尔：他们从莫斯科派了一架大飞机来接我，飞机上装了一整团的联邦安全局特种兵。
[И они мне вручили документы…]
米哈伊尔：他们向我出示了一份文件，说他们被命令护送我回莫斯科，为一起刑事案作证。但我们所有人当然都明白这一切其实意味着什么。
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入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一直身陷囹圄之中，其中一些年份是在偏远的西伯利亚惩戒营度过的。在俄罗斯，很少有人为这位富翁流泪，他是寡头掌控国家的不平等的90年代之化身，而这个国家那时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
但那个人抓捕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地位。2004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年后，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被解散，并被强制破产。该公司的资产和收入都被转给[略]。
[Он человек абсолютно бандитского сознания…]
米哈伊尔：[略]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略]——其中许多人过去都是克格勃分子——夺取了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控制权，并在此过程中接管了司法机构，终结了法院短暂的独立时期。
十年牢狱之灾让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俄罗斯的地位从寡头变成了坚忍的国事犯。他在西方和俄罗斯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中都受到赞誉。对于此时已完全掌控大局的那个人来说，他不再是威胁，但成了一个麻烦，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只会抬高他的形象，因此那个人在2013年12月将他释放。
身穿囚服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带出牢房，扔进飞机，飞离俄罗斯，流放到柏林。
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许多年过去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流亡在外，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回来，就会面临逮捕。现在，他正利用手中的金钱和人力资本，对抗[略]的终极行为——那个人的战争。
他自己也承认，他不是政治家，但他的经历让他对想在如今的俄罗斯成为政治家所需的条件有了独特的看法。
[Когда меня спрашивали, перед его полетом в Москву, что…]
米哈伊尔：如果他想保留成为俄罗斯政坛第一人的任何机会，他必须回俄罗斯。然而，这对他而言意味着巨大的人身风险。
阿列克谢·纳瓦利内
2020年8月，俄罗斯头号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政在西伯利亚。他情绪激昂。俄罗斯西面的邻国白罗斯爆发了反对独夫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大规模抗疫。
[Уходи…]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东部，人们也[略]，并为白罗斯的抗议者欢呼。
[Мы здесь власть…]
纳瓦利内和克里姆林宫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纳瓦利内的长期发言人基拉·亚尔梅什和他一起踏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旅程。那是一个星期四。他们正准备返回莫斯科。
基拉·亚尔梅什
基拉：我记得当我们登机时，我对整个旅程都非常满意，我想回家真是太好了。
飞机起飞了，开始了本应是四个半小时的航程。基拉和纳瓦利内坐在一起。
基拉：阿列克谢开始看《瑞克和莫蒂》，我在看书。
众所周知，纳瓦利内爱看《瑞克和莫蒂》，这是一部关于疯狂科学家和他孙子的动画情景喜剧。
基拉：十五分钟后，他合上笔记本电脑，让我和他交谈，因为他开始感觉不舒服。我记得他的脸色很苍白。很显然他有什么不对劲，但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他站起来，说抱歉他要去趟洗手间，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离开座位后不久，他就倒在了飞机的地上。
在其他乘客拍下的视频中，可以听到他痛苦的呻吟。
飞行员与空管联系的瞬间也被记录了下来。
我们机上有个人病了躺在地板上，很可能是中毒，而不是醉酒。他需要紧急治疗。
[…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корая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омощь.]
大约四十分钟后，飞机在鄂木斯克紧急迫降。医护人员给纳瓦利内注射了阿托品，几乎能肯定就是此举救了他一命。他很快陷入昏迷。
经过一番争吵，那个人最终同意将纳瓦利内转去柏林，希望永远不要再在俄罗斯领土上见到他。
医护人员将昏迷的政治家放入一个密封的生化担架，然后将他抬上飞机。它看起来像是科幻片中的棺材。
9月7日，中毒近三周后，柏林的医生宣布纳瓦利内已脱离昏迷。在纳瓦利内醒来的那一刻，他的幕僚长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那个人用“诺维乔克”对他下毒。“诺维乔克”是一种只有俄罗斯国家特务才能使用的神经性毒剂。
纳瓦利内说：“操，太蠢了吧。”
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回来了。
十月初，我去见了阿列克谢。基拉在西柏林选帝侯街的街角迎接我，并把我领进了一座安全建筑。里面挤满了德国便衣保安和警察。
[И до сих пор у меня выше нормы, поэтому сейчас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делают новые тесты…]
纳瓦利内面容憔悴。他的脖子上伤痕累累，那是插培养管的地方。他的手在抖，语速很快。他说自己一直失眠。
[- Но ты собираешься когда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 Это 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рачи говорят…]
但濒死体验并没有削弱他的抱负。相反，这让他比以往更加坚定。
他已经在计划重返俄罗斯，一旦恢复行动能力和体力，他就会立刻登上飞机。
正如他一再告诉我的那样，他是职业政治家，为权力而战。
[А я чувствую, что… Ну, то, что земля выходит из-под ног. Некий иде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他坚信时间站在他这一边。[略]，他坚持过时的观念，觉得俄罗斯是帝国，其人民是臣民。纳瓦利内对俄罗斯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人民有主观能动性。他告诉我，那个人是苏联的绝响，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知道历史洪流正在逆他们而行。
[Ну да, ну понятно. Да я думаю, конечно, они сейчас как бы считают меня более опасным, и ненавидят меня еще силь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ятся просто больше…]
他说，他们害怕我，拼命阻挠我回去。
我回答说，如果你回去，他们可能会逮捕你，把你关上个二三十年。
他耸了耸肩：那就逮捕呗。
[我有两个行李…]
2021年1月17日下午1点左右，我抵达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办理了飞往莫斯科伏努科沃的936号航班的登机手续。该航班由一家名为Победа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这是俄语“胜利”意思。
出发大厅里挤满了记者。我们登上飞机，就座后，阿列克谢·纳瓦利内走进机舱。
[掌声… - 纳瓦利内先生，我来自…电视台，你害怕吗？-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Алексей! – Алексей, Вам не страшно?]
人们鼓掌，闪光灯闪烁。纳瓦利内坐进了他的位子，在我前面两排，13A，他的幸运座位，紧挨着他的妻子。
尤利娅和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对着一名助手手里的手机摄像头，重现了那部流行电影中的场景。
[Мальчик, водочки нам принеси. Мы домой летим.]
小伙子，给我们拿点伏特加，我们要回家了。
这段视频很快就挂上了Instagram。在接下来的飞行中，纳瓦利内几乎没有说话，他和尤利娅坐着看《瑞克和莫蒂》。
快到目的地时，我把登机牌递给他，让他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想法。
他写道：“嘿，阿尔卡季，上次我递小纸条还是在中学里。很高兴你也在这趟不知去往何方的有趣航班上。”
飞机下降几分钟后，机长宣布：
[……我们刚才……因技术原因关闭。我们预计……]
他说，两千名纳瓦利内支持者正在聚集的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由于技术原因关闭。
[- Я приношу всем свои извинения. 笑声]
我向大家道歉！纳瓦利内对同机的乘客们喊道。
我们改道前往城市另一侧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几百名抗疫者及时赶到了机场，并在机场外集结。
纳瓦利内在妻子和数十名记者的跟随下穿过航站楼，他在一张印着克里姆林宫的海报前停了一下，转身向媒体发表讲话。
[А мой лучший день за последних пять месяцев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他说，这是过去五个月来我最高兴的一天。
[Здесь мой дом.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и я…]
我回家了。
随后他前往护照检查处。
纳瓦利内夫妇
你们一定很想我，我也很想你们。他对边防官说道。
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官员走了过来。
[- … все очень просто. – Вы отказываетесь? – Нет, он не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н хочет проследует вместе с адвокатом, который у него есть и здесь…]
在他的律师与官员们争论时，纳瓦利内默默转向妻子尤利娅。她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吻别，然后细心地擦去唇印。
纳瓦利内被单独带去一间拘留室，然后被带去当局在狱中匆忙组建的袋鼠法庭。
墙上挂着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的肖像。
[喧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纳瓦利内被捕的大规模抗疫。那个人掌控了法院、秘密警察和军队。纳瓦利内掌握了话语。
抵达莫斯科几周后，纳瓦利内在被告席上向法官和全国发表讲话。
[Ибо скажано: «Блаженны алчущие…»]
他的陈词就像在集会或布道，他引用《圣经》，然后又提出现代的解释。
[…кака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в России такая фраза, 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самая популярная…]
俄罗斯最流行的口号是什么，谁来告诉我？他问道。你觉得力量在于哪里？力量在于真理。数以千万计的人在争取真理，他们迟早会得到真理。
玛利亚·库兹涅佐娃
纳瓦利内的年轻支持者玛丽亚·库兹涅佐娃就是渴望真理的数百万人之一。
玛丽亚：我甚至跑去机场接他。我是少数几个去对机场的人，因为他们在最后一刻更改了机场。
阿尔卡季：你怎么从弗努科沃赶到谢列梅捷沃的？
玛丽亚：因为我没去伏努科沃。
阿尔卡季：那你怎么猜到了正确的机场，还是说你就住在附近？
玛利亚：我就住在附近。
玛丽亚并非一直住在莫斯科。她于1998年出生于新库兹涅茨克，这是西伯利亚的一座矿业小城，也是俄罗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玛丽亚：事实上，我记得因为污染，雪真的是黑色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那个人要去新库兹涅茨克，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他们把雪刷成了白色。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暴力无处不在，男孩们在学校里打架，醉酒的男人殴打自己的妻子。
玛丽亚：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生活，也没有任何机会，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不会在西伯利亚生活，要么去莫斯科，要么去圣彼得堡。
她17岁时搬到莫斯科，进入一所外交学院学习。她的理想是进入俄罗斯外交部工作，但她很快就对体制感到失望。
玛丽亚：第一年我就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大学教的社会科学只是宣传。
而在2017年，她看了一部概括了这种腐朽的电影。那是一部针对克里姆林宫腐败的调查片，由纳瓦利内和他的团队制作。
玛丽亚：我是因那部电影而大开眼界的一代人。在此之前，我对俄罗斯政治并不感兴趣。我想在远离俄罗斯的地方为享受生活而工作，但看了那部电影后，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
这部电影是纳瓦利内总统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它讲述了俄罗斯政坛的一股新潮流，因为对俄罗斯而言，纳瓦利内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政治家。他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网络连接闯入俄罗斯政坛。他的基层竞选运动借鉴了诸如《火线》这样的美剧。他创造了自己的命运。他所传达的信息——变革是可能的——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远远超出过去抗疫那个人的某些莫斯科和彼得堡成功人士圈子的范围。他们更年轻、更贫穷、更愤怒。
玛丽亚本人自愿参加了他的竞选活动，并开始收集签名。这并不是因为她迷恋他的领导风格，而是因为他号召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妨碍她和她的国家前进的体制。
在之后几年，玛丽亚越来越深地参与政治活动。她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的亲德先生组织“开放的俄罗斯”工作。和许多人一样，她引起了当局的注意，2021年，受够了抄家和恐吓的她搬去了格鲁吉亚。不到一年，俄罗斯就入侵了乌克兰。她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但这场罪恶的战争增强了她对国家的责任感，而且矛盾的是，也改变了她的身份认同感。
玛丽亚：战前，我总是爱说自己来自俄罗斯，不是俄罗斯人，因为我觉得国族身份并不重要。但现在这是一件我无法忍受的，也是我需要努力多年的事情。
培养一种新的国族认同感是纳瓦利内计划的核心，而这与战争前线发生的事直接相关。
乌克兰希望成为一个欧洲民族国家，纳瓦利内也希望俄罗斯如此。这两件事那个人都不能允许。
但总统的策略似乎适得其反。我们知道，战争增强了乌克兰的国族意识，而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反战在俄罗斯也唤醒了一种新的国族意识感。纳瓦利内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停止战争、从乌克兰全境撤军、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向乌克兰支付赔偿并将战犯绳之以法符合俄罗斯的国族利益。
玛丽亚目前在哈佛大学学习。她在最近的一条推文中写道，她在那儿是为了学习如何审判战犯和恢复和平。
玛丽亚：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即使这场战争结束，但如果不改变[略]，它还会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比这场战争要长得多。
阿尔卡季：这是你的战争？
玛丽亚：绝对是，绝对是。
而这场战争也是一场领土争夺战，因为那个人希望将玛丽亚和纳瓦利内所设想的俄罗斯关在遥远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具有精确物理维度的隐喻。
基拉：他的牢房大约有6平方米。对他这样身高的人来说，这就像一个水泥笼子。
自去年夏天以来，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一直被单独囚禁在莫斯科以东250公里处的IK-6惩戒营。他的发言人基拉·亚尔梅什为我们描述了牢房的样子。
基拉：里面只有一个铁凳子，钉在地板上，不能随意移动。有一扇小窗，但当然打不开。没有通风设备。没有热水，早上5点，你必须把床垫上交，床被紧紧地钉在墙上，你不能躺在地上，只能站着或坐在凳子上。就是这样。
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让囚犯不舒服。连墙壁都贴上了粗糙的纹理。
基拉：这其实是种独特的古拉格设计，好让人靠在墙上很不舒服，也不能贴在上面写任何东西。
纳瓦利内被禁止打电话，每天只有不到35分钟时间阅读法律文件和写信。牢房里的灯从来不关，他被禁止在监狱商店购买食物。只能上天赐予什么，就吃什么维生。
基拉：在俄罗斯，这意味着慢慢饿死，因为靠这种吃的肯定无法生存。待在这种牢房对他来说绝对是一种折磨。这是身体上的折磨，也是心理上的折磨，因为他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
基拉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体重迅速下降。
基拉：狱警给阿列克谢叫了救护车，我们都知道，在俄罗斯的监狱里，只有当你的情况十万火急，他们才会给你找医生。
国家正忙于筹划一个新案子，这个案子将会把纳瓦利内列为极端主义者。一系列指控可以让他坐35年牢。
但纳瓦利内的遭遇并没有阻止其他反对派人士效仿他，并为此承担后果。伊利亚·亚申正在服8年半的监禁，而就在我们制作这一集播客的同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也被判处25年监禁。两人的代理律师都是我们在上一集采访的玛丽亚·艾斯蒙特。
那个人的判决让人回想起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日子。他在告诉自己的反对者放弃希望。他们拒绝畏惧他，从而也宣判了自己的命运。但七十岁的总统不会长生不老。
纳瓦利内在一篇文章中说，监狱存在于你的大脑中，而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觉得自己不在监狱里，而是在通往美好新世界的太空航程中。
基拉：他是个非常坚强和勇敢的人，所以他仍然非常乐观，我们可以从他的信件、帖子中看到这一点。他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以这让他坚持前行。
希蒙·莱温
希蒙：我试图帮他，让他在监狱里好受一些，给他我的精神支持。
希蒙·莱温是一名拉比。他在俄罗斯出生、长大，曾在莫斯科的一座犹太会堂工作过几年，后来移居以色列。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以色列遇到了他。
他和阿列克谢是通过后者的幕僚长介绍认识的。
希蒙：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四、五个小时，而且是在半夜。谈话非常有趣。他问了很多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问题。
希蒙和纳瓦利内只有一面之缘，但自从纳瓦利内入狱后，他们一直保持联络。
纳瓦利内信奉基督教，他坐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圣经》和《妥拉》，他还一直在造势要求狱方允许他获得一本《古兰》。他从希蒙那里汲取知识，希蒙也反过来向这位被囚禁的政治家学习。
希蒙：如果俄罗斯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么他就是那个能让这未来变美好的人。在我看来，他要活下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他会自由。这将对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纳瓦利内的叙事弧——一个死里逃生，然后重返战场挑战邪恶大帝的英雄——可以和从希腊神话到《哈姆雷特》，再到《星球大战》的一切经典产生共鸣。这位政治家正处于他自己设计的史诗旅程中。对于像希蒙这样的宗教人士来说，还存在一个更明显的参照。
希蒙：我觉得发生在阿列克谢·纳瓦利内身上的事是一个非常有圣经感的故事。我认为这就像是《妥拉》里的某个故事。这就是那些从不畏惧，与邪恶斗争，与谎言斗争的人，他们有时会成功，有时会失败，但他们继续自己的斗争。
纳瓦利内的问题在于，与那个人不同，他要在与死亡亲密接触后幸存下来。神话是杀不死的。纳瓦利内或许能看到未来美好的俄罗斯，或许不能。而那些已经离开俄罗斯的人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一个能让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希蒙：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强迫犹太人离开以色列，但他们带走了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土地身份认同。我认为今天的情况也类似，人们离开的时候——不仅是犹太人，所有的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他们都可以带走他们的文化，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发展这种文化和身份认同，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但在祖国之外创造文化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故乡。每年逾越节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重复一句话：L'Shana Haba'ah B'Yerushalayim, 来年重逢耶路撒冷。这既是对他们流亡生活的回忆，也是一种对希望的表达。
希蒙：我认为，如今对离开俄罗斯的人来说，创造这样一个类似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来年重逢莫斯科。哪个莫斯科？如果我决定去如今的莫斯科，对我来说那会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地方。
在离去者和留下者之间，对莫斯科的一种美好想象仍生生不息。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喷涂的Z字母，没有联邦安全局，没有国事犯。
也没有战争。
希蒙：我爱莫斯科，我爱俄罗斯。一个好的俄罗斯，一个好的莫斯科。我想来年重访莫斯科，我心中的那个莫斯科。
《来年重逢莫斯科》由Sam Colbert、Pete Norton和Xenia Barakovskaya制作，Lika Krammer和Libo/Libo Studio协助。其他制作和开发工作由Sandra Schmuelli负责。音效设计Wei Dongling，原创音乐由Darren Anne创作。我们的执行制片人是John Shields。事实核查员有Andrea Burgess、Nora Flora、Erica Shin和Roxanna Davis。还要感谢Maria Aglicheva、Anya Kiriashina、Andrei Barazenko和Polina Filippova的帮助。感谢我的同事们，感谢《经济学人》，尤其是Andrew Miller、Chris Lockwood、Ed Carr、Oliver Morton和我们的编辑主任Zanny Minton Beddoes的指导和支持。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那些在俄罗斯内外同意与我们交谈的人，他们这么做往往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我是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是《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