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2年10月23日，星期三。
数百人聚集在在莫斯科杜布罗夫卡街剧院里观看《东北风》，俄罗斯第一部百老汇式音乐剧的演出。门票早已售罄。
晚上9点后不久，当观众正准备观赏第二幕时，一群武装男女进入大楼，并向空中鸣枪。男性身穿迷彩服，蒙面，而女性则穿黑衣，脸也被遮盖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绑着自杀腰带。观众起初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但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
恐怖分子挟持了900多名观众、演员和工作人员。
[Цель наша – это мы уж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заявляли. Цель наша - эт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войну и вывести войска.]
他们有一个要求，即那个人停止在车臣的战争，并撤出俄罗斯军队。克里姆林宫拒绝谈判，联邦安全局制定了一项消灭恐怖分子的计划。
在强攻的第三天，特种部队朝礼堂里注射了一种神秘气体。后来，证据表明，气体中含有卡芬太尼，一种比吗啡强一万倍的阿片类药物。指挥官们戴着防毒面具和防护装备在剧院里踩来踩去，很少有人考虑剧院中数百名平民的安全。对于安全部门来说，这些人无非是附带伤害。
因为没有清路，救护车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现场。医生从未被告知毒气的性质。等他们找到解毒剂，对许多人而言已经太晚了。
至少有130名人质在强攻中或强攻后不久死亡，特种部队在劫持者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将他们悉数处决。
那个人在强攻剧院后表示，我们成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拯救了数百人的生命。联邦安全局发布了一段被击毙的恐怖分子的视频，给他们被打烂的面部拍了特写。那个人说，我们证明了俄罗斯是不可能屈服的。
强攻事件发生后，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揭露了一些指控——俄罗斯情报部门在袭击的策划阶段就已知情。几年内，她报道中的主要信源纷纷死亡。2006年10月7日，那个人生日当天，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本人在步入自己家门时被枪杀。
剧院强攻事件从未受到恰如其分的调查，这是一段克里姆林宫不希望人们记住的历史。但对我们多数在俄罗斯生活和报道的人而言，围绕这次强攻和所有这些死亡的问题令人毛骨悚然，无论如何也无法参与其中，因为国家与恐怖分子合谋杀害了自己无辜的人民，其他一切——经济增长、政治、娱乐——都失去了任何意义。但是，尽管有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和被压抑的记忆，有一件事始终是不争的事实。对俄罗斯总统而言，展现强硬比挽救无辜生命更重要。他推翻了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现代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尊严优先于国家的威信。
丘尔潘：那个人和他的政策全都始于那里，我现在看清楚这一点了。而他明白了，好的，社会没有反应。而且确实没有。我当时坐在家里。我没有去斗争。我没有去呐喊。
我是《经济学人》的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是《来年重逢莫斯科》，第四集，人质。
[钟声]
里加，拉脱维亚首都，教堂的钟声响彻鹅卵石广场。乌克兰国旗挂在优雅的美好年代风（belle époque）公寓楼上。这个国家与俄罗斯接壤，它曾被苏联占领过。
因此，乌克兰的战争是这里人们优先考虑的日程。
现场：我们正走过一个小公园，里面挂着儿童画，这些画在里加的不同地方展出，这是其中之一。这幅画是7岁的伊拉利亚的作品，他来自扎波罗热，画上写着：“我想要和平，我想要家人像以前一样笑，我想要感受安全的天空和头上明亮、温暖的太阳。”
我要在这里和一个人见面，她会将我们的故事联系起来。她的人生使她成为许多关键事件的见证人，她的作品让她与主人公发生接触。她做出过自己的妥协，如今不得不伴随着这些妥协生活。她曾支持那个人竞选总统，克里姆林宫将她视为宝贵资产，不断援引她的声明。她不是作家、政治家，也不是受害者。她是一名演员，事实上，她是俄罗斯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丘尔潘·哈马托娃。
丘尔潘·哈马托娃
丘尔潘：我现在的生活中有好多语言，因为我正在学拉脱维亚语。
她曾受俄罗斯国家表彰，如今流亡到里加，试图在远离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舞台搭档、自己的语言之处重建事业。她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来到这里，因为在她看来，为自己在俄罗斯的事业而对乌克兰战争保持沉默是无法做出的妥协。
丘尔潘：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对我的性格、我的脾气来说，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说出来，我要大声说出来，无论我身居何处。
她无法想象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她还在俄罗斯的舞台上行走，享受成功的事业。
丘尔潘：许多乌克兰人坐在，呃，как это, бомбоубежище…
阿尔卡季：防空洞。
丘尔潘：……坐在防空洞里，而我依然穿着花衬衫，站在灯光下舞台上之类的。这对我来说不合理。
邀请她来里加的导演阿尔维斯·赫尔曼尼斯将哈马托娃称为当代玛琳·迪特里希。迪特里希是一位备受喜爱的德国女演员，她曾受纳粹推崇，后来在1930年代末逃到美国，在那里她加入同盟国，并发出自己鲜明的反法西斯之声。
和她一样，哈马托娃如今放弃了自己出生的国家，正对一场可怕的战争大声疾呼。她在里加演了一出名为《后记》的独角戏。观众被要求在剧终时不要鼓掌。
主角是一位叫娜佳的女性，她的原型是剧院强攻事件中的一名真实人质。她在所谓的救援行动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该剧取材于遇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作品，并以一段令人清醒的反思结束。
“二十年过去了，而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我们请丘尔潘为我们用英语朗读。
“比如，我想说出那些罪犯的名字，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不是车臣人，对我来说，车臣人只能排第十位。有罪的是做出释放毒气决定的人，当然是那个人。
“我很想见见他，然后对他说：告诉我，如果您的两个女儿当晚也在剧院里看戏，您会这么做吗？您会放毒气吗？”
丘尔潘的角色是中学老师娜佳，她的一名学生写了篇论文，关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孤凄的小说《群魔》中的一个章节。
那一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遭到审查。它讲述了罪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故事，他找到一位修士，承认自己犯了一项可怕的罪行——强奸了一个年轻女孩，并迫使她自杀。但修士很快便明白，这位罪人并不感到悔恨。修士被这一发现吓坏了，他预言，为了不面对此前的罪行，斯塔夫罗金将犯下更可怕的新罪行。
这个有关犯罪进阶的理念解释了为什么这部关于《东北风》事件的剧作的节目单上，印了另一家剧院的照片——在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剧院。在战争的早期，那里是平民的避难所。在剧院外面的路上写着巨大的粉笔字——Дети，俄语的“儿童”。2022年3月16日，俄罗斯人依旧轰炸了它。据估计，有近600人遇难。
阿尔卡季：你见过那个人吧？
丘尔潘：见过很多次。
阿尔卡季：你觉得他会做这种事吗？
丘尔潘：会的。
2006年，丘尔潘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家慈善机构，Подари жизнь，“生命的馈赠”，为癌症儿童提供帮助。在那年4月的一场颁奖典礼上，她设法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并在官方合影后抓住机会与他面对面交谈。她请他插手一家新医院的建设事宜，因为医院的资金刚从国家预算中神秘消失。他认真地听着她说话，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在乐意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可以用他的魅力打消人的疑虑。
丘尔潘：他一直很友善，非常友善，非常礼貌，甚至可以说，很有幽默感？
阿尔卡季：我从没和那个人本人面对面交流。见过他的人说他很会呼应人，你跟他说话，他会说他和你感同身受。你有这种感觉吗？
丘尔潘：是的，非常准确，是的，他一直会给人一种感觉，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让他感兴趣，那就是你遇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感觉。他想毫无保留地帮你。他想的只是如何帮你，丘尔潘、诊所、医生、孩子们。
但利他并非那个人世界的特色。没有什么事是无条件给予的。每一笔交易都有价格，每一个人情都会被利用。这就是同时支撑起黑手党和克格勃的准则。丘尔潘的医院里需要帮助，那个人需要她的名声，所以他们跳起了交谊舞。
2012年，那个人正计划重返总统宝座。在莫斯科的沼泽广场，丘尔潘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抗议，并邀请她加入。就在这时，她接到了一个她一直害怕会接到的电话。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
丘尔潘：电话里的人告诉我，我们帮过你，现在轮到你帮我们了。就说了这么多。
那个人的一位代表问她是否愿意录制一则30秒竞选视频为他代言。
阿尔卡季：那一刻你怎么想？那是不是一种浮……
丘尔潘：法克。
阿尔卡季：……你懂的，浮士德式交易？
丘尔潘：我是说……
阿尔卡季：法克？
丘尔潘：是啊，我很怕，我真的很怕他们会要求我，我就是怕，如果他们要我做这个视频时我拒绝，他们会拿诊所或医生开刀，会把诊所从他们手里夺走，那样就没机会帮助孩子了。
在与朋友谈过，为该如何选择而烦恼过后，丘尔潘同意录制视频。她是那年录视频为他背书的众多名人之一，但她的视频吸引了最多关注。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叠在腿上，直视着镜头。她的眼睛看起来严肃、阴沉、真诚。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нет ничего важнее здоровья детей…]
没有什么比我们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她说。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и разу не остался равнодушным…]
而那个人从不会对求助者无动于衷……
[Поэтому я буду голосовать за него.]
所以我会投票给他，她说。
这段视频激起了许多愤怒的反应，无论是在普通网民那里，还是在独立媒体上。反对派政治家和批评家们愤怒地攻击丘尔潘为了自己的事业而背叛他们的事业。当时，他们伪善的语气和急于证明哈马托娃并非圣人的急切渴望都让我感到震惊。
那年晚些时候，那个人以总统的身份回到克里姆林宫，并发起了吵吵嚷嚷的反西方运动——后来这将成为他任职期间的主导话题。其中一部分是引入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的立法。和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丘尔潘对这项新法律感到震惊，她知道至少有180名孤儿——其中许多有残疾——已经见过自己未来的父母。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游戏，这些孩子就要被剥夺拥有家庭的机会。“附带伤害”。
于是，她公开反对这项法律。结果她收到了面见那个人的个人邀请。她被告知，只能一个人前往，不能带活动家，不能带律师。第二天，她被送往那个人在莫斯科郊外的住所。当她被引入房间时，总统甚至连招呼都没打。
你一直在写关于我的信，他说。
不，她紧张地回答，我一直在给你写信。
她请他至少为那些已经见过养父母的孤儿破例。
他拒绝了，并让她看国家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一部声称俄罗斯的孩子不能被托付给美国人的宣传片。
他很震惊地发现她没看过这部片子，因为她家根本没有电视。
丘尔潘：他的感觉就像是，没有电视我怎么能呼吸，怎么能走路，怎么能生活？
她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现实里，她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想法。
我们说完了吗？他问她。
谈话结束了。
丘尔潘：那一刻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人民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毫无意义，孩子、人民、悲剧、家庭，所有这些都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他很孤独。没有爱，没有……дружба…
阿尔卡季：友谊。
丘尔潘：……友谊，身边没有能告诉你真相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人。
1980年代中期的苏联是个灰蒙蒙的乏味地方。很少有人会相信党的宣传，更不会有人对变革抱有任何希望。犬儒是度过难关的一种方式。酒精是另一种方式。
如果你年轻，有才华，生活在外省，还渴望一个更明亮的东西——舞台，那就更美妙了。
丘尔潘：学校的老师和教导主任总是对我说，别搞特殊，别搞特殊，你就是个普通人。我母亲也总是对我说，不要那么古怪，你得做个正常人。我告诉她，不，拜托了，妈，我不想做伟人，我只是想成为一个明亮的人。妈妈说，不，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你是个灰色的人，像老鼠一样灰。
原本这就会是丘尔潘的命运，一个梦想着色彩的明亮的年轻女人，却被迫生活在单色调中。然后，一切就如奇迹般改变了。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那时，丘尔潘九岁。
随后六年里，国家发生了深刻转变。谎言和镇压的威胁渐渐消失。1991年，苏联也随带消失了。
当时，我是莫斯科的一名戏剧学生，与几年后的丘尔潘就读同一所学校。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时代的声音和色彩。国家正在开放，让新鲜空气流入，赶走腐朽的气味。文化在爆炸，新电影、新音乐、新戏剧。对丘尔潘来说，这一切都该归功于一个人。
丘尔潘：戈尔巴乔夫给了我这个身边的多彩世界，并使我成为如今这个人。如果我想跳，我可以跳。如果我想更高，我可以比我周围的全社会更高。我的学校、老师或教导主任会怎么说对我而言都不再重要。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做我自己。
丘尔潘抓住了她的机会，并奋力前行。
20岁出头时，她就开始演电影，并在一个名为“观点”的时髦电视节目中亮相，这是戈尔巴乔夫新时代的一座灯塔。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через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это имя будет известно все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
很快她的名字就会为所有人所知，主持人说道。
[Да, какая-то точка, где была война…]
他说对了。丘尔潘出名了。她想用她的名声做些有用的事情，所以她开始了自己的慈善工作。
在寻找富有捐助者的过程中，她与那个改变她人生的人——戈尔巴乔夫成功会面。
丘尔潘：我们见面后，我对他说，请给我钱。他说，我没有钱。当时我真的非常生气，因为在我的脑海中，他是戈尔巴乔夫，前总统，他当然有钱。然后他开始跟我解释，他没有钱，但他也做慈善筹款。他请求富人捐助他的基金会。他说，既然你很有名，我们开始吧。
91年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最惊人的一件事就是他没有在离开时为自己捞油水。没有法国南部的豪宅，没有瑞士银行账户，没有空壳公司，事实上，正如他曾经和我说的那样，这方便了他退出。与那个人不同，他没有什么要遮掩的，也没有什么要保护的。
为了谋生和资助自己的慈善基金会，他从事了那些西方退休总理和总统们常做的工作：巡回演讲，出版关于自己任期的书，最著名的案例是，他甚至出现在了必胜客的广告中。
[За Горбачева! За Горбачева! За Горбачева!]
这则广告被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国内媒体广泛嘲笑，且从未在俄罗斯的电视上播出过。但对丘尔潘而言，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勋，因为他选择正大光明地赚钱谋生。
丘尔潘：他对我而言是英雄，因为他说，听着，这是我的生活，我需要钱。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你们，献给了这个国家。
戈尔巴乔夫出生在苏联南部的一个俄乌混血农民家庭。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的祖父曾被斯大林的安全局折磨。在发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前，戈尔巴乔夫曾与其父亲一起种地。他甚至因为在集体农场的收成破纪录而获得了国家奖——劳动红旗勋章。
丘尔潘也出身寻常人家，靠在一家糖果厂打工来支付自己的第一门表演课。也许是因为这位前领导人在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演员身上发现了同类品质，他主动提出帮助她的慈善事业。
但不仅如此。两人还成了朋友。
丘尔潘：非常亲密，是的，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们的友谊。他是个非常开放的人，没有任何флёр，我不知道用英语怎么说……
阿尔卡季：没有伪装……
丘尔潘：没有伪装，权力的伪装，或类似的东西。他是个非常开放、正常、温暖的人。和他说话真的非常轻松，就像和普通人一样。
多年的友谊不断加深。在深入了解他后，她也发现，尽管戈尔巴乔夫有着超凡魅力、能量和对生活的渴望，但他的心中有着巨大的悲伤。这种悲伤早已存在，始于他们第一次见面前很久，1999年，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因白血病而身故之日。
丘尔潘：他和我说过很多很多次，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虽然还活着，但生活已没有意义。他有基金会，有女儿，有孙女，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了。
苏联领导人很少和自己的配偶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当他们一起出现时，女方总是保持沉默。赖莎却与众不同。她聪明、自信，博览群书。而戈尔巴乔夫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доровья, исполнение Михаилом Сергеевичем Горбачевым обязанности...]
1991年8月，克格勃领导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他和家人被软禁在克里米亚。政变以失败告终，三天后，戈尔巴乔夫夫妇回到莫斯科。当他们的飞机降落时，天已经黑了，镜头拍到戈尔巴乔夫穿一件浅色夹克走下飞机。他的孙女裹着毯子，他回到了欢庆胜利的莫斯科。刚刚挫败政变的人们走上街头，为胜利欢呼。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在人群中，而是留在妻子身边。他的妻子在政变期间中风了。
他后来回忆说，他娶的不是俄罗斯或苏联，他娶的是赖莎。
2020年，这个理念激发了一出新剧，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改编，由拉脱维亚导演阿尔维斯·赫尔曼尼斯撰写并编排。丘尔潘饰演赖莎，另一位著名演员叶夫根尼·米罗诺夫饰演米哈伊尔。在准备期间，赫尔曼尼斯和他的两位演员前往拜访戈尔巴乔夫，询问他有关他人生的问题。
[Зелений гай, густесенький, неначе справді рай...]
这一瞬间被俄罗斯纪录片导演维塔利·曼斯基其电影《戈尔巴乔夫，天堂》中用镜头记录下来。导演和他的两位演员与戈尔巴乔夫围坐在桌旁。
看到这段录像，你不能不感受到戈尔巴乔夫身上散发的温暖。他正步入耄耋之年，穿着卷领毛衣，能看到他那著名的胎记。但真正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顽皮的光芒，他从一个人看向另一个人，讲笑话和轶事，唱童年歌曲。有一次，他对他们讲述自己的母亲如何给他唱乌克兰语歌，并和丘尔潘一起合唱。
[Утро туманное, утро седое, нивы печальные, снегом покрытые, нехотя вспомнишь и время былое…]
丘尔潘问起他与赖莎的初吻。
[А кто поцеловал, она вас первой поцеловала, или вы ее?]
谁先亲的谁？
他瞟了她一眼。
[На улице или в комнате?]
在室内还是在街上？
[В Сокольническом пруду.]
他告诉她，是在一个池塘边。
[Купаться пошли?]
除了这次会面，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参与制作。
丘尔潘：当我问他是否允许我们在演出中用他的名字时，他立刻说，可以，我信任您，我信任导演，我信任你们所有人，所以，去做吧。而且他从没问过我剧本、我们的想法。这意味着很多。
我在莫斯科看了这部戏，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俄罗斯的舞台上看到丘尔潘。
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在上演几周前看过一次最终排练。
[- Горбачев, юридический.
- Раиса Титаренко, я училась на философском.
- Да это тот же самый…]
这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戏剧。戈尔巴乔夫掌舵苏联的岁月被一行台词带过：“那六年就如同一天那样过去了。”相反，这部剧讲的是爱。在导演和女主角的设想中，若非赖莎和戈尔巴乔夫对她的爱，改革就不可能发生。他一生都在赢得她，阿尔维斯·赫尔曼尼斯告诉我。
剧开始时，两位主演不化妆走上舞台，用正常声音讲述戈尔巴乔夫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
丘尔潘同意为我们用英语表演这一段。
在医院的头十天，戈尔巴乔夫一次都没离开他妻子的身边。他们俩晚上都无法入睡。因为她抱怨疼痛，医生问赖莎，有什么可以抚慰她并给她力量。她回答说，丈夫的来访给了她很大鼓舞。他们在谈话回首过去，想起他们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初次邂逅。她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初吻。把手给我，握紧我，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9月20日晚，在他们计划的手术前两天，在他们结婚四十六周年纪念日前五天，米哈伊尔和伊琳娜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床边。她昏迷了。
“不要走，扎哈尔卡。”戈尔巴乔夫恳求道。他在家经常这么叫她。
“你听到我了吗？”他握着她的手，希望她能有些反应，捏捏他的手。但没有任何回应。
她死了。
去年8月30日，在失去赖莎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世。享年91岁。
几天后，他被葬在莫斯科的新童贞女公墓，与他妻子相邻。
那个人没有参加葬礼。他说他太忙了。
在俄罗斯领导人的万神殿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怪人。他的伟大不是以他为事业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而是以他改善了多少人的人生来衡量。
你可以在俄罗斯历史的几乎任何一个点位插上一根针，然后想出一百个理由来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感到忧虑。然而在1980年代中期，这个身材魁梧的前联合收割机操作员，拥有一段充满爱意的婚姻，厌恶暴力，得体而富有人情味的人，不知如何从这个体制中冒了出来，并改变了一切。
这似乎是个奇迹，但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政治家作为人有多了不起，他都只能播下种子。为了使真正的变革发生，土壤必须足够肥沃，以便这些种子能够扎根、生长。
戈尔巴乔夫是在他的国家渴望变革之时上台的。这片土地已为他准备就绪。在我们播客的剩余部分，我想在流亡者中和俄罗斯内部抽查一下如今的土壤。
那个人一直在努力去除、毒化这种土壤，如今和平变革的机会比戈尔巴乔夫时代更渺茫。但微弱的希望迹象依然存在。
[俄罗斯生活在这个宣传泡泡中，如果我能做些事情去试图打破它，那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把这场战争的真相带回俄罗斯。
这里有一些人明白，他们可能会被逮捕、坐牢。有些人说，这有什么意义，你能改变什么？但时间会过去，以后我们会看到，会不会有巨大的区别。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俄罗斯有很多人不支持这场战争。但同时我也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把自己置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只是为了做一些事情。]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