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让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安德烈·巴比茨基
[Нет войне! Нет войне! Нет войне!]
阿尔卡季:“那一天,为了捕捉这个瞬间,我们在普希金广场见面。<...>”
安德烈:<...>
安德烈·巴比茨基是记者、知识分子,非常俄式的知识分子,是你能在托尔斯泰小说里见到的那种。<...>
安德烈:“我看到阿尔卡季时,我想,操,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这意味着这会是个小规模<...>,因为如果是大规模<...>,你不会遇到认识的人。”
[喧闹声,警笛声]
当晚来到普希金广场的人脸上透出三种主要情绪:痛苦、愤怒和羞愧。
<...>并没有持续很久。
安德烈:“暗无天日,因为是冬天。而防暴警察的黑色制服让一切更为黑暗。”
[惨叫声,呼喊声]
<...>
安德烈:“15分钟后,事态很清楚,没有多少人会来,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一种错觉,仿佛我们是在完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公民义务,但我们这样是无法阻止战争的。”
一名警察走近安德烈。他说,您挡住路了。安德烈回答说,喔,我挡住你们轰炸乌克兰的路了吗?安德烈当场被捕。
安德烈:“我当时决定,是的,我被拘留的话会更方便些,那样我的女儿和妻子就会太太平平地离开。因为,你懂的,每个俄罗斯家庭内部都有一个不言自明而久经考验的协议,你懂的,父母不能在同一个晚上都被关进监狱。所以如果他们把我带走,家里其他人就可以离开,不必感到羞愧或什么。”
<...>当时他已经知道,这将是他在俄罗斯的最后时刻。自从那天早上被战争的消息吵醒后,他知道再也不可能妥协了。
安德烈:“我确信只要战争开始我就会离开,这是我的所谓红线之一。生活在俄罗斯<...>,你必须得有红线。你必须准备好离开,你永远不能把这个决定留给当下,留给当下的冲动。因为每天都会有坏事发生,人人都会说,好吧,我还要上学,我还有个约定,我还有这个那个,我不打算走。所以重要的决定必须提前做出。”
阿尔卡季:“所以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你是深思熟虑过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论据:我不会把我的国家交给那些人,这还是我的国家,他们凭什么说我该离开。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安德烈:“我是在逃离一个可悲的选择:喝酒喝到自杀还是被抓,因为我觉得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都会坐在沙发上面对这个选择,要么去外面抗议,因为没法就这么保持沉默,要么喝伏特加。所以我觉得,要么他们拘留我几次,然后正式逮捕我,要么我就会喝太多伏特加,你懂的,然后我就会死掉。”
康斯坦丁·巴比茨基
[喧闹声]
安德烈对这一点的思考是由痛苦的家庭史塑造的。1968年8月,苏联坦克开入布拉格。<...>
而在莫斯科,有八个人<...>走上红场<...>。其中一块<...>写道:“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克格勃特务殴打他们<...>。他们最后被关进了监狱、劳改营或精神病院,但他们<...>是尊严和自由的典范,至今仍受推崇。这八个人中有一个是康斯坦丁·巴比茨基,安德烈的爷爷。安德烈告诉我,这个故事给他上了两堂课,一是关于个人行动的价值,二是这次抗议毁了他爷爷的人生,最后也没有改变什么。
安德烈:“他们读了很多书,了解过去几百年不同国家人们的感受和行为方式,而一切最终总是归结到当下。如果我想重建俄罗斯,我对俄罗斯心怀责任感,那么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哪怕微不足道,我可以在国外做事,或者如果在国内有可能做得成事时。但现在其实不可能做到了<...>。我又能做什么?”
安德烈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离开了俄罗斯。
我在莫斯科又待了一阵子,来得及目睹那个人如何吞噬俄罗斯自由社会的残余。在随后的日子里,克里姆林宫关闭了最后几家独立媒体。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将“造谣”——即克里姆林宫宣传之外的一切——定为犯罪。如今把战争称为“战争”而非“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招致15年监禁。还有一些事情已开始在暗中发生。
玛丽娜·达维多娃
玛丽娜:“我叫是玛丽娜·达维多娃,我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导演,甚至还是编剧。”
玛丽娜·达维多娃在莫斯科戏剧界是个大人物。她把西欧的现代先锋派作品带到了俄罗斯。2月24日,她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份反战<...>信。
<...>
玛丽娜:“说实话,我完全忘了这件事。”
直到几天后,玛丽娜在家等待一个来采访她的奥地利摄制组。有人敲了门。
玛丽娜:“当我打开门时,我看到他们俩,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他们在看我的门,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你家门上那个奇怪的标志是什么。那时我还没看到,我问他们什么意思,什么标志。然后我也去看了。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也许很久,也许永远。”
一个巨大的白色字母Z被粗暴地喷涂在门上。这个最初出现在坦克上的半卐很快就成为那个人战争的象征<...>。它起初只是一种表演,然后透过标志、符号和语言,悄悄进入一个地方的组织。但在当时,入侵还不到一周,这一切对玛丽娜这样的俄罗斯人而言仍是新鲜事物。
玛丽娜:“我唯一明白的是,这就像是个黑色标记,我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否则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在入侵后的几周里,还有数十万俄罗斯人也在准备离开自己的国家。收拾财物,把孩子接出学校,被一种感觉所困扰:他们不再属于这里,也不再觉得家里有安全感,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想让他们感受的。<...>那个人希望这些人离开,并鼓励他们离开。他们的离开将是一个世纪前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罗斯受教育阶层最大规模的一次出走。
差不多在玛丽娜家门被人画了Z字的同时,我也得到暗示,留在俄罗斯对我并不安全。有一天走出公寓时,我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一群打手在跟踪我,他们并不想遮遮掩掩。所以当晚我便前往伏努科沃机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想离开的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要去同一个地方,一座在俄罗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外国城市。
[海浪声]
伊万·布宁
“这该死的一年终于结束了,可然后会是什么?也许事情会变得更糟。”写下这段话时,伊万·布宁正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这座城市如今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那是1918年的元旦。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离开俄国时写了一本日记,他将其称为《受诅咒的日子》。这是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笼罩着他祖国的暴力与内战的半叙述。
当我飞离俄罗斯时,布宁的故事在我脑海中浮现。从莫斯科出发的飞行时间长过平时,乌克兰的领空被关闭,俄罗斯军队发射的导弹正落入它的城市。
[宣礼声]
第二天,我在宣礼声中醒来。我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我记得我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脑海里满是100年前俄罗斯流亡者把自己熟悉的国家抛在身后,来到这座城市的故事。在交错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船上,在陡峭的鹅卵石街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我感觉半个莫斯科都在这里。到处都能听到人们说俄语。土耳其已成为俄罗斯人出走的一个中转站。俄罗斯人去土耳其不需要签证,而且土耳其是少数几个仍接受从俄罗斯起飞航班的国家之一。
在飞回伦敦前,我在那里停留了几天以减压,并和已身处那里的朋友们交谈。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去了乌克兰,在那里我与泽连斯基和他的指挥官们访谈。我报道了战争的情况。我访问了布查和伊尔平。我与那些田地里散落着俄罗斯炮弹的农民交谈。但我一直在思考这场战争的起源,思考伊斯坦布尔,因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是历史押韵之处,也是俄罗斯流亡故事的起始点。因此,随着入侵一周年临近,我又回去了。
从我的旅馆往下走到半山腰,我偶然发现了一家书店。它的窗户和框架上摆放着俄语书籍。店主是位年轻的侨民。
萨妮娅·加利莫娃
阿尔卡季:“所以,我们可以说英语。”
萨妮娅:“是的,但最好说俄语。一天里在四种语言间转换真的很难。”
阿尔卡季:“你的英语很完美,我们是在录一个英语播客。”
萨妮娅:“我的天啊……”
她叫萨妮娅·加里莫娃。
萨妮娅:“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在3月离开俄罗斯,就在战争开始之后。因为我真的为我的家人感到担心。我有一个四口之家,我、我丈夫、女儿和一条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把狗带到这里非常贵。我们在地板上睡了五个月,没有任何家具,因为我们所有的钱和储蓄都花在了把狗运过来的费用上。”
和我一样,战争开始的那天,萨妮娅也在莫斯科。
萨妮娅:“这真是太可怕了。我知道家里最容易受伤害的人是我丈夫和我女儿。我丈夫是因为他可能被抓去战场,这很可怕,不是因为有死亡的危险,而是因为他在死前会先成为一个杀人犯。这更糟。然后是我的女儿。因为宣传,因为我知道俄罗斯的教育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萨妮娅一直告诉她女儿,她有权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与她从朋友或老师那里听到的不同。
萨妮娅:“但是当战争开始后,我明白她现在无权对此发表意见,说出自己的看法……”
阿尔卡季:“她多大了?”
萨妮娅:“10岁……我明白我会改变自己的指令,比如,我会对她说,你无权在学校说我爸妈反对战争,因为如果你这么说,警察会冲到我们家,会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我们会有麻烦,我们可能会进监狱,或者我们会被解雇。而这意味着我孩子的大脑……不是大脑,而是сознание……”
阿尔卡季:“意识。”
萨妮娅:“是的,意识会分裂。哪怕对成年人来说,生活在分裂的意识中也很难,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我成长在苏联时代,当时在家里可以说的事也不能在学校里重复。萨妮娅比我年轻得多,她是在苏联终结后出生的,她不希望自己女儿再倒退回到那个时代。
阿尔卡季:“说说书店的情况吧。你为什么决定开一家书店?”
萨妮娅:“我一直有个浪漫的梦想,就是开一家书店。我猜每个女人,好吧,不是每个女人,这是性别歧视。每个浪漫的女孩都希望有一天能开一家书店,这就像是一个梦想。”
萨妮娅之前在科技界工作,在一家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担任营销经理,但这种生活并没有结束,她想有所作为。
萨妮娅:“我想做一些能让一切变得更好的事情。我知道<...>是好的,它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人,但我想要的是去创造一些东西。我想在伊斯坦布尔创建一个我们可以开始对话的地方,我是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事实上,我觉得我开办这家书店,是因为心太痛,我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一切变得更好。”
约瑟夫·布罗茨基
书店是她应对战争的方式。她将部分收入捐给援助乌克兰人的慈善机构。她同时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学。书店名叫Полторы комнаты,“一个半房间”,这是约瑟夫·布罗茨基一篇文章的标题。又一位获诺贝尔奖的流亡俄罗斯作家。
萨妮娅:“这是篇关于一个失去家园的文章,而我想要重建我们失去的家园。”
布罗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美国度过了余生。他不被允许在父母去世前见他们。他们不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也无法返回。他们去世后,他用英语写下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他觉得能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唯一方法。
萨妮娅:“布罗茨基做了什么?是的,他失去了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但他用美好的东西重新创造了他们。”
萨妮娅和许多其他人正试图在俄罗斯的物理边界之外重新创造一个俄罗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但俄罗斯国家的行径在他们心中仍干系重大。
新年夜,2022年的最后一天,萨妮娅关店的时候,一股瘫痪感袭来。
萨妮娅:“我不想走,因为当我关上书店回家,我就得考虑新年的到来。”
在俄罗斯,新年夜是一年最大的节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孩子开礼物,父母做大餐,但对萨妮娅来说,翻过日历只是加剧了痛苦。
萨妮娅:“我曾相信这一年结束时,战争也会结束,这对我而言是不言而喻的。”
当她意识到2023年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她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
萨妮娅:“这家书店对我来说是某种梦想,我想,哦,我会改变状况,我要帮助乌克兰人,我要创造对话,但我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却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于是我关上书店,回到家,哭了一个小时。你懂的,这不是那种哭出来就会过去的悲伤,因为那种悲伤你可以哭出来。可我停不下来。”
这该死的一年终于结束了,但接下来会是什么?也许事情会变得更糟。
维克多·弗兰克
在最悲伤的时刻,萨妮娅告诉我她想到了另一本书。
那是维克多·弗兰克讲述犹太大屠杀幸存经历的回忆录《活出生命的意义》。
萨妮娅:“弗兰克说,第一批死在集中营里是那些以为事情会很快过去的人,死得第二快的是那些以为事情永远不会结束的人。但那些没有制定任何计划,只是尽最大努力做他们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活了下来。我明白了,我只需要每天做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然后我就不再哭了。”
[“……当我有点累时,我有时会在漫长的回答中忘记你问了我什么。”]
我最后一次访问沃洛迪米尔·泽连斯基是在2022年12月的新年前,开战的第九个月。
“你一开始用俄语对俄罗斯人讲话。”
“是的。”
“事实上你感谢了一些发声反战的人。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З самого початку так вважаю, що люди…]
“从一开始,”他对我说,“我就相信人们应该自己为自己的国家而斗争。俄罗斯人允许了他们的领导人发动这场战争。他们有责任吗?是的,他们有责任。你们不是在我面前有罪,你们是在自己面前有罪。”
[Так вийшло, що… Це як у часи фашизму…]
“在德国法西斯时代就是这样的,”泽连斯基说,“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都是这法西斯一代的一部分,这会给你留下永远的伤痕。”
[Якщо вони вважають, що вони…]
“如果俄罗斯人相信他们是好人,”他说,“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使<...>。它会<...>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场俄罗斯内部斗争的赌注极其之高,不仅对乌克兰或俄罗斯本身,对全世界而言都是如此,因为虽然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胜利至关重要,但它不会结束战争。要带来持久的和平,这场冲突得在它开始的地方,也就是在俄罗斯国内终结。但现在许多能够有所作为的人都留在俄罗斯境外,或是在俄罗斯境内沉默不语。这失落的一代人如何才能打败一个让历史时钟倒转的<...>?他们的时代会到来吗?为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不久前,他们尚觉得未来属于他们的那一刻。
[- У нас есть наши голоса: мы существуем? – Да! – Мы существуем? – Да-а-а!]
且听下回分解。
上帝让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