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骏轩
关于郑国东迁这件事，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当郑人感觉到渭河平原已经不适合做为长居之地以后，郑人是最先决定搬迁的。搬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搬到哪里去。北方正是犬戎所在之地，除非郑人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否则肯定不能作为选项。南方有秦岭阻隔，如果不是为了观赏到更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暂时也不会成为考虑的对象。
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西方和东方了。
西方郑人是肯定不会考虑的，那里仍然是戎人的地盘，秦人在那里征战了多年也没有平定。因此对于郑人来说只有可能向东方迁移了。
问题是环顾洛邑四周，经过历代周王的分封，已经没有空间了。对于当时的郑国国君——郑桓公来说，他希望找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来帮他分析。很幸运，他找到了，
这个人被称作“太史伯”，太史是他的官名，职责中的一项就是负责修史。既然一时找不到后知五百载的“神人”，那么找个前知五百年的史官来问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一般而言，本系列习惯于从大的方面，即族群、地理单元等方面来谈及地缘结构的变化。这一方面可以让大家不用在那些熟悉或者生僻的古人名、古地名中转的头晕；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我们的视角，从全局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兴衰。不过对于一些关键性人物，我们还是必须花些笔墨的，而太史伯就是这样一个人。
太史伯为郑桓公提出的建议是在“虢——郐”之间建国，虢指的就是东虢，而郐的封地就是后世的“新郑”周围。这一地区地处嵩——箕山的东侧，如果将东迁的郑国建在这里，一可以背靠高山，减少自己的防御面；二可以以王室为依靠，或者缓冲，以使自己全力向中原腹地扩张。
问题是这种建议在王室权威尚未消失时显然有些超前，毕竟这两个国家是经过正式封建的，特别是“东虢”还是属于王室最为亲信的诸侯国之一。
因此郑桓公希望将东迁的地点设定在王朝的南部边缘。江汉平原是郑桓公最先想到的，毕竟江汉平原的农业潜力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从那些自视为蛮夷的“楚”人身边夺取土地，比从“虢、郐”两国身上下手，要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郑桓公之所以能作这个的构想，主要是缘于汉阳诸姬已经扼守住了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下一步向江汉平原进一步压缩楚人的空间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向边缘民族要土地的想法在周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可以说周人所封建的诸侯国，都是在征服原有的部落之后再换上姬姓子弟的，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国名也不会换。当然，这一次如果郑人成功了的话，我相信他还是会用“郑”这个名字的。
太史伯显然没有郑恒公这么乐观，因为他对楚人的力量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一个作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和这样的强敌对抗显然是不明智的。而在结束这段谈话时，他将秦、晋、齐与楚一并视为王室衰弱之后能够兴起的国家，如果这段谈话不是后人附会的话，太史伯应当是中国最先意识到边缘地区力量的人。
既然向江汉平原迁移的第一方案已经被太史伯否定了，那么移居南阳盆地则成了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此之前，陕北高原上的申人已经领王命在南阳盆地的北部立国，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里原先也并非无主地。
让我们回到渭河平原，再去听听太史伯和郑桓公又谈了些什么吧。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谢西九州”。“谢”指的是古谢国，地点就在现在的南阳市（古亦称宛城）目前被认为是谢姓的发源地，申国的新封地就在那里。
至于“九州”的意思，并非完全是后世代指“中国”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为一“州”，而“九”则是一个泛指的大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已经臣服于周人的地区。也就是说郑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阳盆地西侧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国。
不过在太史伯看来，申国西面的那些子民并非那么训服，他很怀疑郑人是否有力量在那里立足。后世中央帝国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开创者。当然，根据方位的不同，可以将之改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将勇武而又与周人有亲缘关系的申戎放在南阳盆地，就意味着南阳盆地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先被放在陇右征战的戎人，后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收拾残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参考。
太史伯当然明白郑桓公的顾虑是什么，不过就象后世评书里的那些神机妙算的“军师”一样，他已经为郑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来，王室失于戎人之手是迟早的事，而“东虢”和“郐”两国的国君私心已重，必不会来勤王。而这时候，忠勇护主的郑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当然，洛阳盆地的东大门不能没有人看守，在这个时候王室将这两个不忠之国的封地分封给东迁的郑国也就在情理之间了。
最终的结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预测的那样。在东迁之后的第三年，郑人就借着视查“虎牢”防务的机会，将东虢从地图上抹去。而王室对此则是持默许的态度。对于王室来说，在犬戎之祸中忠勇护主的郑人（郑桓公甚至为此丢了性命），比之贪生怕死的“东虢”要更可信的多。郐国甚至在王室东迁之后就立即被郑人所灭，与之相比，东虢的那身黄褂还让他们多活了两年。
顺便说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据说是因为周穆王曾经在此关过老虎，方得此名。不过后人显然对周穆王西游，艳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兴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到过东方抓过老虎。根据虎牢所处的位置，这只老虎很有可能是华南虎，而且决无可能是用年画翻拍的。
实际上郑桓公在结束与太史伯的谈话之后，就马上开始行动了。就此灭了“东虢”、“郐”两国当然是不现实的，郑人需要等待时机。不过先将财物和人口转移过去却是可以的。这需要虢、郐两国的配合，也就是说需要他们先让出点土地来，安置郑国的人口和财物。
这个时候，郑桓公在王室的官职发挥作用了。作为为王室主管征发徒役、劳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问地方诸侯要点土地来寄放家财，只会让这两个国家感到荣幸。只是如果让他们知道郑国的最终目的，恐怕肠子都会悔青了。
郑人所得到的土地是在虢、郐之间（荥阳境内），也就是两国在相会之处各让出了部分土地来孝敬上差。而郑人后来在那里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城作为“京城”。
作为郑人来说，灭掉“东虢”还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毕竟“虢”国人是深受王室的信赖。不过对于志存高远的郑国人来说，既然已经选择了将嵩山——箕山作为靠山，那么留下这么一个战略通道在王室手中，并不能让郑人感觉到安全。
事实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迟疑下手只会让潜在的竞争对手抢得先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东迁后的西虢最终没于晋人之手。这也为郑国后来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在灭掉了“东虢”和“郐”国之后，郑人的核心区也就建立了。他们在郐国国都的南侧又建起了新都，这个国都也就是“新郑”。最终郑人正是依托虎牢——京城——新郑三地所构成的核心区开始了他们的复兴之路。而最初引领郑人的就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
写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郑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叫法是否就是后世将帝都称之为“京城”的开始。
附：郑国扩张路线图
对于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的郑人来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扩张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得一小块生存之地，郑桓公也没有必要和太史伯进行那样深入的谈话。
关于郑人扩张的方向，太史伯实际上也为郑人指出来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谢郏之间”。“谢”我们已经知道了是指南阳盆地的“申”国；而“郏”则位于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东侧。
找到这个地点现在的位置并不太难，诚如中国的很多地名一样，这个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现在只是根据它的行政级别在后面加了个县字而已，全称叫作“郏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北部，行政上归平顶山所辖。
如果我们观察那张《郑国扩张路线》图，会发现，太史伯所指的这一地区实际是在箕山与南阳盆地之间，也就是伏牛山的东部边缘地区。如果王室能够依靠余威而保持洛阳盆地的稳定的话，这种沿着山地边缘的扩张路线，显然可以让郑国获得边缘地区的身份。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太史伯所述，这一地区显然还没有归于王化。不过与南阳盆地的谨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对郑人消化掉这里更为有信心。对于消化那些体量不大，而又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的边缘民族，姬姓诸侯们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农耕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数以及技术的优势是他们信心的来源。
因此太史伯不建议郑人进入南阳盆地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开楚人的攻击。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王室衰弱之后，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们最先进攻并谋求消化的地区就会是南阳盆地。有申国和汉阳诸姬作为缓冲，郑人也许有足够的时间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
如果要想向南发展，那么位于黄淮平原西侧的一系列封国显然并不会感到高兴。这些封国主要包括许国（今许昌）、胡国（今漯河）、蔡国（今蔡国）、息国（今息县），对于这些“地主”来说，尽管郑人属于王室近臣，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扩张欲以及虢、郐两国的下场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到不安。
与他们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之前被划入中原强国圈的卫、宋、鲁三国。如果说卫国与郑国之间有黄河和济水作为缓冲；位于泰山西侧的鲁国又距离尚远；那么同样处在中原核心区的宋国是最容易感受到郑人的威胁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郑、宋两国成为了中原争夺战的主角，双方也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过自己有号令诸侯的能力。
关于郑国具体是怎样进行扩张的，他们与王室的关系又如何，要留待明天解读了。